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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为什么走工业化

发布时间:2022-09-22 00:57:42

㈠ 徐克还会再拍一部《狄仁杰》吗

徐克曾说“我总想把狄仁杰、唐玄宗、武则天他们放在一起,这种智慧的比较很重要、是划时代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未来主义的电影,可能在讲未来的状态,我们要永远朝未来的角度去看。”

《四大天王》并不是一部特别糟糕的电影,在电影制作上,徐克可能真的玩不出什么新意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徐克就江郎才尽、《狄仁杰》也再无未来。而徐克想要证明这一切,也别无选择,那就是再拍一部《狄仁杰》。

㈡ 一部电影的创作理念解析——长津湖

今天上午看了一篇人民日报刊文的陈凯歌导演的写的》长津湖》创作背景和理念的文章《写戏要写人,写戏先写人》,能在这种级别的官媒宣传,应该说跟这部电影的爱国题材紧密相关。通过对主创人员创作思维背景的了解,我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更加感兴趣了,于是在网络搜罗了一些其他主创人员的专访,重点是陈凯歌导演的采访。

以下列举一些创作上的要点:

访谈一: 访《长津湖》三位导演,陈凯歌:毛主席的戏最难拍

一、陈凯歌部分

1-陈凯歌:毛主席既是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诗人,怎样能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拍毛主席的理念,非常有挑战性。毛主席虽然具有常人不具备的了不起的特质,但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不仅是统帅,同时也是一位父亲。因为他知道,一旦出兵,必然会有比较大的牺牲。我们不能只拍他的豪情万丈,拍他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磅礴气势,也要拍他的深谋远虑,在更大程度上,他考虑的是我军将士的安危。( 注:影片中的毛主席的犹豫、爱子等确实有所表现,但对谋略的部分,作为战略家的部分,还是有点单薄。这也是不少人诟病之处。可能限于篇幅,以及分开拍摄的原因,在战争之后,有关毛主席指示的部分几乎就没有了,没有一部战争片在战争理念上统御的核心 )

2-陈凯歌: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经历生死的考验,对他有莫大的关心。希望由狭义的兄弟情,推而广之到整个第七穿插连。《长津湖》就是由兄弟情凝结起来的一个战斗故事。( 评:我很认可这个理念,看电影不是做文章分析,必须有代入感和共情感,共情感靠人物,靠人物形象和性格等展示 )

3-至于电影如何平衡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加工性,陈凯歌用了 “大不真实,小真实” 来概括。他把 艺术加工的内容,称之为“大不真实 ”,但同时所有 细节以及具体内容处理 都必须真实,这些“小真实”也非常重要,“因为 小的、细节的东西在生活中属于常识 ,如果违背就不好了,观众就比较难接受。”( 评:这一点可能是小说创作原则的不二法门 )

二、徐克部分

1-徐克:《长津湖》这个故事来到我手上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很重大的考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碰过这种很写实且跟历史有关的内容。因为抗美援朝是近代史里面关于中国人怎么去面对很强大的军火,怎么去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而建立起中国在世界上坚强而有民族精神形象的历史事件。作战双方都需要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塑造,一种强大的对抗及碰撞,需要很有爆炸性,让人感觉很震撼的东西。

2-徐克跟很多军事顾问及参与过战争的人充分沟通,也看了很多资料、书、纪录片等等,“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让我更加了解这个战役,了解了历史真实的情形,然后再去想怎么拍,最终把这些融合成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3-徐克:寒冷,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普通人连话都很难顺利地讲,演员们要讲对白,又要打仗,地又很滑,我们要让观众感受到战士所处战争环境的真实感。要把风制造出来,足以吹起雪的话,这个工程很大。

4-徐克:拍摄时我要跟演员谈很多东西,基本上我的旁边永远有演员在跟我商量,研究该如何去拍这场戏,他们也经常会跟我讨论对白以及台词背后的潜台词。 (评:戏剧和小说的对白,特别考验作者对人物理解的深度,以及对话的自然和流畅对剧情推进的重要性)

三、林超贤部分

1- 林超贤:2020年10月份,正在准备《紧急救援》上映的事情,有一天于冬突然问有没有可能来拍《长津湖》。“当时我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对这段历史不熟悉,而且筹备时间很短,最迟2021年2月份就要开机,我没有信心,就婉拒了。”既然这件事要进行,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尽心去做好。

2-林超贤:这次拍摄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寒冷。这部电影是我拍片以来最慢的,因为我每天能拍的内容很有限,有时候一天只能拍到一个镜头,所有事都很复杂。

3-在镜头的设计上,林超贤这次采用的是“立体战术”。所谓“立体战术”,是指从陆地、海洋、空中同时或交互对敌实施进攻的作战行动。但《长津湖》中的志愿军作战是没有飞机支援的,是“二维战术”,林超贤就设计了多场戏,加入敌机的轰炸,来营造“三维”激烈的画面。

访谈二: 红星专访|陈凯歌: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热血《长津湖》

1-陈凯歌:我始终有一个看法,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莫大的关心。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电影才可能成功;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只有战斗的场面,如果只能看到战斗场面的话,非常容易让人疲劳。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说,画面好、声音强、情绪燃就够了,但其实我的标准还是觉得,面对这些先烈,还是得把他们的精神写出来。( 评:陈导有这个拍出精神气的想法,这是有历史责任感、同时也拍过众多历史片的导演会自然考虑到的事,很多批评者说这部分的完成度很差,没有拍出我军的精气神和领袖人物的战略意图等,对有战争史诗心理预期的观众表示这部分不合格、不满意。不过公平的说一句,拍电影是工业化大生产,不是“想到”就一定可以完成,一部电影的精神气,这种要求相对是比较高层次的表现。同类型电影创作也没有完全可以直接参照的,首次拍摄,可能有很多局限型和考虑不周之处。非电影创作者,很容易站在局外人视角想当然。评说当然是容易的,但拍摄预期效果和最后效果,有时会受到很多外在环境的限制)

2-陈凯歌:我觉得吴京和易烊千玺扮演的这两个人物千里、万里,是影片最基础的东西,需要把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立起来,把他们的个性生动地描绘出来。陈凯歌透露,他们下大力气去琢磨伍千里和伍万里这两个人物,最终希望由狭义的兄弟情,推而广之到整个七连。吴京的台词中说到:七连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电影《长津湖》是由兄弟情凝结起来的一个战斗故事。

3-陈凯歌:第九兵团是从浙江出发,最终到浙江找到了拍摄地点。其实说到底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为第一场戏来展开,然后紧接着就是出征?因为回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终于获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机会,就是要和战争的惨烈做对比的,如果没有笔触去写和平,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强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破坏。所以我觉得北京也好,江南水乡也好,其实归结到底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你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4-陈凯歌:长城给我最深的印象,它始终是顽强的存在,可以说它是精神上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热兵器时代,究竟多大程度上能起到防卫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车门打开,在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背后,不经意间,大家看到了长城。( 评:用长城来象征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气质的表现是恰如其分的,而且能够在列车上很巧妙地植入进去,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加工的电影手法。没有多余的语言铺垫,直接用象征意义。如果是通过电影人物的口头表达则会弱化艺术性,变成宣传口号式的传达。虽然仅用长城来表现家国意义,对观众感受略显薄弱,但要找到其他符合人物性格和剧情设计的其他表现手法,就是那么容易吗?那些批评者觉得这部分表现不够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设计创作思路?)

5-陈凯歌:在部队里应该怎么敬礼、怎么立正、怎么说话、军人是什么思维等等,这些我都比较了解,所以参军的经历对我其实有无形的帮助,让我不会觉得生疏或不知所措,也不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像我过去拍《大阅兵》也有过相同的经验,我自己觉得《长津湖》和《大阅兵》也有相似之处,非常重视仪式感,譬如说列队、集合、阅兵,口令要怎么喊、怎么样去呼应等等,都是增强军人自身荣誉感的方式,这些东西让我觉得这是中国军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非常独特的精神气质。同时,我也感觉到艰苦这两个字是军队的本色。但是为什么军人还会有特别昂扬的斗志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精神的力量以及艰苦环境的锤炼,所以这个我比较熟悉。( 评:都说演员表演需要有生活体验,陈凯歌从16岁到21岁在云南当过五年兵,并且自己也拍过大阅兵这样军人题材的电影,应当说对军人的生活和军人的精神气质这些都是能够切身体会的。这是其他两位香港导演没有的。虽然军人生活的影像资料、书本和故事很多,但侧面的资料理解和亲身体会还是差距很大。)

6-陈凯歌:我觉得电影需要生动,兄弟见面这场戏就挺好。不是很和谐的开场,而是很闹腾,哥哥不告诉弟弟他自己是谁,弟弟也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江边上玩耍打闹,但是一旦相认马上就有情感的东西出来。同样的,我觉得入连仪式这场戏,对整个电影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通过这样一场戏告诉观众一个信息:七连是一个什么样的连队、七连有怎么样的作战史、他们是怎么迎接一个新兵的、七连将要在朝鲜战场上做些什么等等,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把这些信息通过电影传达给了观众,而且它也不枯燥。( 评:不少观众觉得这些部分和后面战争部分的融合度不够高,显得有些琐碎。不过从导演角度而言,电影本身就是要刻画人物,尤其是一个新兵成长和觉醒、成熟的过程,这些部分的刻画并不显得多余,相反,这种新兵的角色,其实是最容易让非战争年代的观众有代入感的一个角色。因为现代的观众,绝大部分不会上战场,也不会用过抢,或是去战场杀敌所遇到的惊恐和胆怯等。如果是从拍战争史诗的角度而言,这种呈现是不够格的,但电影创作者并没有把史诗这两个字作为重要表现内容,所有内容更多是为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画服务)

7-陈凯歌:都说电影是造梦的,梦即是不真实的,可是你要倡导一种理想,提振一种精神,让梦想笼罩现实。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真实,你就完不成造梦的任务,所以艺术加工的内容,我称它为‘大不真实’。但同时所有细节以及具体内容处理都必须真实,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大不真实’,所以我把电影叫做‘大不真实,小真实’。这个‘大不真实’,并不是说你歪曲篡改什么事情,而是说电影作为一种作品,一定程度上是要传达理想化的内容,但是‘小真实’也非常重要,因为小的、细节的东西在生活中属于常识的东西,如果违背就不好了,就比较难接受。( 评:这部分的创作理念和前一篇访谈大致相同,即大处不求完全真实,但细微处必须真实,符合常识,这是观众能够认可,有代入感的基础。很多影评者批评的地方,或许在于对“大处”着墨不够,没有体现此次战争的各方战争形势,信息量太少,硬伤太多,有严重失实之处,还不如去看纪录片来得实在。尤其是对这段历史自觉了解比较多的人,更容易心生不满。不过客观地说,导演的创作出发点,就不是为了全面呈现三国、四国、五国的视角和战略对峙等格局,导演的出发点是在整个大的战争背景不严重偏离史实的情形下,尽可能从“小处”着手,即从兄弟俩的故事,延伸到描写一个连的战争故事。如果要全面呈现这个战争各方的布局和战略意图等,可能不是三个小时的时长了。没有拍过电影的人,可能对导演们的要求太高了,拿世界着名的战争电影作品、能留名影史的这种电影质量,是不太合理的 )

创作者自述文章—— 陈凯歌人民日报撰文谈《长津湖》创作:写戏先写人

1-陈凯歌:我在创作《长津湖》的过程中,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写戏要写人,写戏先写人。许多战争电影的成功都是因为写出了鲜活生动的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塑造,就没有观众情感的寄托点;没有惹人喜爱的人物,就不能引起观众的关切和共鸣。只有人物成功了,才能带领观众走进战争,观众才会和银幕上的战士共情,在几个小时里同生死、共患难,心为他们痛,泪为他们流。《长津湖》也不例外,我们要让观众的情感体验建立在对人物的认同之上。

2-陈凯歌:首先,要拍出我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和昂扬士气。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军队可谓举世闻名——英勇作战、以弱胜强的传统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育起来的。其次,我们在每一个具体人物身上下功夫,写出他们的个性。不仅作为主角塑造的伍千里、伍万里兄弟俩性格突出,他们所在的七连其他将士,一个个或爽朗,或豪放,或冷静,或机智,笑口常开,勇敢善良。无论是家乡还是军列,车站还是战场,我们都试图在情节进展中给人物定调子,给群戏打基础,为每个人留下其后发展空间。

3-陈凯歌:为了表现领袖人物的重大决策,我们专门搭建了丰泽园、颐年堂等领袖人物举行会议的场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保家卫国”为号召,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热切响应,这个事实,体现了领袖人物和人民所具有的共同意志。

4-陈凯歌:我也曾在少年时代入伍参军,在军队度过了5年青春时光,因此深知这支军队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从何而来。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是我们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源。

( 评:如果是用陈凯歌导演的以上的创作理念来看,我个人感受是,电影呈现的内容和精神气质,基本上是符合导演自述中传达的内容的。如果我没有看过这种导演自述的创作目标,那我可能会有自己设想的一个理想中的电影《长津湖》,或是理想中的抗美援朝的其他故事。可能越是对这段故事有过更多亲身接触或了解其他资料的人,会有自己心目中的《长津湖》,如果导演没有拍出他们理想中的片子,就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所以,每个人有预期的观众,会先入为主的观众,会有一个预设的心目中理想的《长津湖》片子。对于那些对这段历史,没有过多了解,脑中还是“一张白纸"的观众而言,观影时或许会宽容得多。他们会把这部第一次看抗美援朝的电影作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一影片,因为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

访谈三、 易烊千玺如何成为“伍万里”?陈凯歌:下大力气琢磨人的故事|冰血《长津湖》

1-编剧兰晓龙: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莫大的关心。《长津湖》这个故事,就是从兄弟情开始的,在这方面,我们是下了比较大的力气琢磨这两个人物!( 评:电影创作人物,要有强烈的代入感,这种创作理念,在战争电影的创作设计上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和平年代的观众距离战争现场和参战等的感受和心理太远了。电影又不能靠说教和宣教,怎么能够通过人的感情表现,使得观众能够共情、共鸣,从而代入战争,体会战争的不易和残酷,同时表现军人的精神气质,的却是创作者需要最用力之处。)

2-陈凯歌:导演导戏解说现场“你们是一支打了胜仗的队伍,不是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兵败将,所以士气一定要嗷嗷叫才行!”只这一个镜头,就让人体会到了我军的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士气高昂,不由得令人感叹:正是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凭借“钢少气多”的精神,战胜“钢多气少”的美军,打败了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 评:不得不说,电影的镜头语言,能够传达的信息是主观的,不确定性的,分散的,千人千面的,虽然电影的镜头和场面有预期的信息表达点,而且也尽可能精确,但只要镜头不是用语言说出来的,或者是通过直接的台词甩给观众的,事实上,不同的观众的对信息的领会和解读,包括感受力都会有很大差异)

3-陈凯歌: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为第一场戏来展开,然后紧接着就是出征?因为回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你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不管是千里坐小船离开家乡,还是他最初回到家乡的时候,秋叶斑斓的这样一个河面,其实都是在写和平。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终于获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机会,就是要和战争的惨烈做对比的,如果没有笔触去写到和平,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强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破坏( 评:此部分的解释同上文访谈,此部分的家国情怀的展示,在第一部分展示后,之后的部分就没有任何回应和篇幅了。除了雷爹死去时回忆沂蒙山小调之外,不过并没有再次展示伍千里、伍百里的家人,或是战争后续与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这可能是让观众觉得电影不够完整的地方,觉得有些断裂感,零碎,没有前后的情感呼应力量)

4-陈凯歌:抗美援朝战争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我自己的身边,有一些叔叔阿姨们讲过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亲历的这些故事。我们当时特别喜欢像《上甘岭》等作品,每一次看都非常激动。我们不管看《英雄儿女》还是《上甘岭》,都强烈地感觉到志愿军在英勇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的力量。像《上甘岭》这样的电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它建立起来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比如《上甘岭》中,八连指导员站在那儿说,“张连长,我前头这个阵地比眼睛都小”,当年看到这一段我觉得深受触动。当然不是说,《长津湖》就没有这样感动人的段落,当然也有。我们现在的电影工业水平、电影反映水平比那个年代还是有了非常多的进步。我希望工业水平的进步,能够帮助和推动在银幕上出现更加感人的形象,讲述更加振奋人心的故事。( 评:陈凯歌是1952年出生,距离朝鲜战争完全结束大概还有五年多时间。英雄儿女上映于1964年,上甘岭上映于1956年,可以说是看红色电影长大的一代,对这段事件有较多间接的感受和童年记忆。这种记忆是创作者拍摄电影很大的一个心理动力,也属于那一代人才有的对战争和志愿军的情结。再往后的电影工作者,比如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电影工作者,估计就较难切身体会了 )

5-陈凯歌:其实英雄是没有准确定义的,我认为,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样的英雄就厉害。( 评:战争片,尤其是战士占据更多篇幅的电影,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英雄形象。陈凯歌导演,不可能不知道电影需要塑造一个英雄形象,但这种英雄形象,又不能太刻板,让观众没有共情感。如何表现“英雄”气概,为了集体,牺牲个人。为了国家,牺牲个人。面临危难,不惧死亡,冲锋陷阵,这些情节都能够表现“英雄”主义。电影中的人物,尤其是雷爹的塑造,我觉得是符合这一点的,还有段奕宏的那个角色,这对创作者认为的“何为英雄"这一命题,做出了侧面的回应。)

㈢ 为什么电影《长津湖》可以集结三个大牌导演

因为拍摄难度大,而且陈凯歌与黄建新 、林超贤 导演合作很默契。

出品人于冬反复强调的,“这个题材太宏大,需要最强的制作班底。”总监制黄建新也不止一次公开表示,《长津湖》的拍摄,是对整个电影工业化的最大挑战。

和往常的导演合作不同,在这部电影里,三位导演并不是独立成章,而是一起打造同一个故事,发挥自己本身的创作优势,对“长津湖战役”进行全方位的展现。

于冬透露:“陈凯歌导演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鲜的部分,徐克导演主要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动细节的展示部分,林超贤导演更注重惊险刺激的战斗场面,以及在动作设计当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

再加上黄建新导演作为总监制来协调,摄制组里的人加起来超过了7000人,如果把三个组并行叠加的时间拉平来算的话,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多天。加上兰晓龙13万字的剧本初稿,后期来自全世界80多家特效公司的大力支持,《长津湖》既在创作上创造了先例,也在制作规模上创下了纪录。”

㈣ 关于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电影怀旧篇之--1979-1983年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短暂的激情

1979-1983年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人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源起是一班在电视台出身的年轻导演各自开始拍摄风格新颖的电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现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和翁维铨的《行规》。而在1978年,严浩拍摄了《茄喱啡》。1980年,谭家明拍摄了《名剑》。

到如今一直坚持拍片并且占据主流电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许鞍华了。那些曾经心怀电影梦的年轻导演的离开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电影这些年从蓬勃走向低谷的一个走势。

徐克:新浪潮这个帽子太大

新浪潮代表作:《蝶变》、《第一类型危险》

我们当时在电视台分了几批,许鞍华、严浩、谭家明属于另一组,我们很少会碰上面。那时有一群人是新浪潮的,我们每个月都要一起吃顿饭,谈谈彼此的经历。

“新浪潮”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浪潮是法国的电影运动。香港的新浪潮具体的定义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没有一个理论,只是当时有一群从电视台出来的导演,共同的朝一个方向走,这群人就叫做新浪潮了吧。新浪潮的导演来源也很多,有本地的,有国外的,拍各种片子的也都有。当时有记者问我们怎么定义,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就是指这一段时间出来的导演,在电视台里面做过后来从事电影导演的一批人。

严浩:人逃不出命运的安排

新浪潮代表作:《茄喱啡》、《夜车》、《公子娇》

当时我苦于无机会当导演,在替许鞍华等人执导的《奇趣录》写剧本,一天许鞍华忽然叫我替她拍摄一个单元,原来是拍摄生产十字牌牛奶的修道院,因为那里是女子禁地。我当然答应了,所以可以说是许鞍华升我为无线的导演的。

对我来说,我头三出电影都是习作,因为当时还未很了解商业因素,艺术的修养亦未到家。直至我刚完成《太阳有耳》的剧本时,我才惊觉之前几出电影都是讲我对命运的看法,反映了我的思想状况。由最初三部《茄喱啡》、《夜车》和《公子娇》的“人是逃不出命运的安排”到《天国逆子》讲人是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任的,及至《太阳有耳》更进一步提出人是可以掌握命运的,我发现原来我已经解放了自己。

方育平: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

新浪潮代表作:《半边人》、《父子情》

若说新浪潮电影的导演与当时大片厂的导演有任何不同的话,那也只是各人的喜爱、修养、关怀有所不同。我们那班导演最大的共通处,是大家曾在电视台工作过几年,可以说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要打出木人巷才能正式“下山”投身电影圈。刚巧那时候邵氏等大片厂正处于低潮,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趁势而起。

我认为“新浪潮”的定义是一群年轻人参与制作电影,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而为电影界带来一番新的气象,与前一辈的作品有所不同,这就是新浪潮。在这样的定义下,新浪潮电影并不只局限于我们那一辈,而是不断在出现的,所以我认为这浪潮并未结束,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

余允抗:香港电影要走国际化

新浪潮代表作:《山狗》、《凶榜》、《师爸》

进入大学时,我报读了UCLA电影系。进去后认识一些朋友,遇到南加州大学的刘成汉、刘国昌、方育平,那时候便感觉到念电影系不再孤独。毕业后遇到了胡金铨,参与他创作《华工血泪史》的剧本。

在新浪潮导演群中,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这么多次拍电影,我都有很强的自主性,没有人干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缺乏一个强势的人帮我分析问题,时常陷于死胡同中,在牛角尖里钻。觉得自己在电影界再无可为的时候,便离开电影圈。现在我看电影圈,觉得自己已很难回去,因为自己已失去热情,而大家也失去了热情。香港电影的出路,是要走国际化,拍可以让全世界观众看得明白的电影。

刘成汉:推动香港电影发展

新浪潮代表作:《欲火焚琴》

新浪潮电影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导演都是在本土成长的,他们的少年时代都是在香港度过,不像老一辈的导演如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等是来自内地。由于新浪潮导演是属于本土成长的一代,所以他们的关怀是本土的、城市的。这不能说是革新,但却绝对是一种转变。

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香港的电影工业正处于低潮,李小龙死后,香港影坛已再没有人能吸引观众入场看电影。新浪潮的出现令电影工业迈向专业化,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应付了一次危机。至于在艺术成就上,香港的新浪潮并不能与欧美的相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浪潮导演从未走出商业类型片的框框,他们是对商业电影作出改良,而非革命。

许鞍华:没有一股团结的力量

新浪潮代表作:《疯劫》、《投奔怒海》

如果我们当时能有一个共识,或者大家一起合作,将这件事变成一种在经济上与艺术上可行的东西,即团结性的东西的话,我相信会好很多。因为搞电影并不只是拍东西,搞电影是一个文化形态,需要将这件事系统化及企业化,将经济结构与制作结构的系统弄清楚。我们没有将它变成一套制作的方式,亦没有团结的力量,最多是大家不会互相斗争,但肯定就没有合作。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㈤ 三大导演不负众望,为什么这个时代需要《长津湖》

三大导演不负众望,这个时代的确需要《长津湖》。然而,这个时代之所以需要《长津湖》目的是想让大家牢记这一段历史,让大家明白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这都是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时代之所以需要《长津湖》主要是因为《长津湖》给大家传达出来的抗战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也让我们铭记先辈。

三、结语

在长津湖这部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我们的后辈就不用打了。”这句话是最能触动我们的心情的,看到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毕竟如果没有前辈们的浴血奋战,根本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㈥ 电影《长津湖》中,易烊千玺战损妆曝光,他在影片中的演技有多绝

《长津湖》发布超长版4分钟预告,包括大量拍照中的暗地内容。这部博纳影业出品、献礼100周年的主旋律赤色大片,自始至终自带热度、引人重视。其间,易烊千玺的战损妆,十分招引目光。

《长津湖》发超长特辑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争中的长津湖战争为布景,全情、全景地复原了这场史诗战争。本次发布的特辑在昨日(6月12日)上海电影节“博纳影业•中国成功三部曲”发布会上初次播映,令现场的艺人和观众动容不已,一同到会活动的袁泉与张天爱甚至感动落泪。

第四点,出品公司经验丰富。从《红海行动》到《烈火英豪》到《中国机长》,博纳在主旋律赤色大片领域的成果十分明显。过往的成功经验,毫无疑问会让出品方对后续着作的打磨更有方向、更超卓。

㈦ 《长津湖》为什么三个导演

因为拍摄难度大,而且陈凯歌与黄建新 、林超贤 导演合作很默契。

出品人于冬反复强调的,“这个题材太宏大,需要最强的制作班底。”总监制黄建新也不止一次公开表示,《长津湖》的拍摄,是对整个电影工业化的最大挑战。

和往常的导演合作不同,在这部电影里,三位导演并不是独立成章,而是一起打造同一个故事,发挥自己本身的创作优势,对“长津湖战役”进行全方位的展现。

幕后花絮

影片原定2020年2月开机,但因为遇到疫情被迫中断,原定导演之一刘伟强调离至《中国医生》剧组,所以换成了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

《长津湖》整个拍摄几乎没有什么内景,全是外景拍摄。很多可以在摄影棚拍的,也都选择外景实拍。演员很辛苦,拍摄时最冷的时候零下20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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