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水平受什么影响

⑴ 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1、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

据H·纳里和M·塞奎因的世界发展模型，初始城市化由工业化推动。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为获得“聚集的经济效益”而在地理上趋于集中。

随之引起区域工业化的提高，带动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相应提高，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向城市迁移并引起了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工业化进程逐步诱导城市化进程并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2、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根据经济发展史，当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同处于13％左右的水平以后，人均收入增长使城市居民需求趋向多样化，工业结构的内部调整无法适应需求的扩大，消费、就业、资本及服务创造的需求就开始拉动第三产业发展。

城市就业人口持续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为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城市化开始加速并吸引工业企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聚集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化由工业化驱动后又借助需求拉动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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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

工业化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化率提高，但实质上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是农业就业向非农业就业这一就业结构的转变。

正是因为就业结构的工业化和非农化直接带动了原来的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因此，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

⑵ 中国城市化为什么低于工业化水平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Instrialization）[1]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协调推进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国过去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等不良后果。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成因

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由如下四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

建国初，我国面临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国内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2]； 二是国际上强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苏联在发展的初期成功地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给我国以强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国家的 和敌视，使我们不得不重点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等重工业；四是1840年来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使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军事、国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视；五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心底深处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六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支持加速工业化[3]。在这种背景下，循序渐进、各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难以获得广泛认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则成为巨大的诱惑。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因为在工业基础薄弱且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以剥夺国内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以农民相对贫困为代价。

其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赶超型工业化的实施。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资本极为稀缺。如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将资本需求很大的重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必须突破的难题。显然，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在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因此，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应运而生。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手段，一方面将城乡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工业产值或工业化水平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强行转移农业剩余，并阻止农民进城（即直接阻碍城市化），以维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资，加速工业化原始积累。

再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在这种体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权，而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国家的许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过“剪刀差”等途径为工业化做奉献。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缩小，因此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阻止在城门外，持续推行“就地消化”方针[4]，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并维持市民对城市文明的垄断特权。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显然都不欢迎农民进城，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

为了保证城乡分割体制的实施，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以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形式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主权、财产和收益支配权；统购统销制度则剥夺了农民的生产成果支配权和流通自主权。这些都为强制转移农业剩余、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乡分割体制从如下几个方面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直接阻碍城市化；二是通过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过度输出，破坏了农村自身正常的积累机制，削弱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阻碍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或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农业的现代化，导致粮食等农产品在相当长时期的供给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布格局，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第四，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针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来长期实施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现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们过分强调防止“城市病”，而相对忽视人口拥挤在耕地越来越少的农村也会出现严重的“农村病”，无视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而过分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身上[5]。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因为如果允许劳动力和资金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则许多农村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这样可以大大促进城市化。而当乡镇企业在农村分散发展的情况下，许多本来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延迟了城市化进程。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为1.27亿人，占乡村劳动力的1/5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

二、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对策

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滞后的对策可以分为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两个大的方面。

（一）体制改革对策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

根据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宪法曾确定的国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据近几年石家庄等城市的大胆实践，那种担心放开户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

改革阻碍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鼓励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滞后的核心举措。为此，要打破“城市保护主义”，取消严格限制民工就业范围的歧视性政策；促使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改革僵化的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人才；坚决取消农民外出务工许可证和流动就业证等制度，归还、赋予和保护农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保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证民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如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失业保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

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补偿，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为进城农民难以彻底“离土”，不得不成为城乡“两栖”公民。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农民获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或部分土地所有权，让土地尽量流转起来，使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与其他要素形成优化配置，使进城农民能顺利地将土地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出去，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增加进城创业的启动资本。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土地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培育土地市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实行将新兴城镇或新城区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同进城农民承包地按级差收益比例调换或置换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利益障碍

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户籍制度只是外壳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权，大力推进城市住宅、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让农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现阶段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个人附加保障”组成的“三层次”社会保障模式。此外，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农民进城保险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设扩张机制

改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单一靠政府财政投入的老办法，向政府投资、社会集资、企业投资、居民入资、国外引资等多渠道发展，即变“国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单元投资体制为政府、企业、居民多元投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大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城镇建设。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对市政设施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合理的服务收费。通过城镇建设体制改革，逐步改变人们进城收益总是绝对大于进城成本或政府投资总是得不偿失的不均衡状况，即逐步缓解城镇居民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对城镇人口增加的恐惧，形成正常的城镇扩展机制。

（二）战略调整对策

第一，调整工业化战略，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彻底改变由政府主导优先或重点发展某种产业（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信息产业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由市场来决定各地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由市场来决定产业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结构调整”为名，过度干预和介入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性行业的项目开发。不能将工业化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而要理解为各产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竞争力协调发展的过程，为此有必要将工业化的衡量标准由工业产值比重改为专业化分工推进的程度等。

第二，调整“城市偏向”战略，统筹城乡发展

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比重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干预方式搞“城市偏向”，通过剥夺农村来发展城市，也不能搞“农村偏向”，通过剥夺城市来发展农村，而要由市场来决定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当前，尤其要尽快切断城市剥夺农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乡征税起点不一致、农民负担过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出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金融资金过度流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转移等。同时，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进城市化为名，大搞与国情不相称的只惠及少数人的高档城市现代化工程，而将城市化的真正重点——吸纳农民进城抛于脑后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倾向。

第三，调整城市化方针，促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

要调整以城市规模为内容的城市化方针，通过市场制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针可以确定为：“尽快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扫除城市化的障碍，恢复城市化的正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人口为主要目的，大力发展新体制新兴城镇和新城区；避免城镇的过分分散发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和网络”。

备注：

[1]本文的工业化是指产业化，不仅包括工业发展，而且包括农业的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2]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9.74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2.617），资金高度匮乏；8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3.5%；农业和轻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9%；全社会能提供的积累仅为130亿元，其中生产性积累只有66亿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外，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业化发展的理论，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刘易斯模型；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赫尔希曼建立在“联系效应”基础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F.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等。

[4]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签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们将2000多万城市职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万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后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万青年学生从城市走向农村“上山下乡”。70年代，我们执行了社队企业“三就地”方针，即要求社队企业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80年代，我们执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郭书田，刘纯彬等，1990）。

[5]1999年，中国建制镇和3万个集镇的镇区人口为2.2亿人，其中非农业户口1.4亿人，分别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和“非农业户口”人数的56.57%和44.36%。在全国667个城市中，市区非农业户口人数在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占54.72%，中等城市占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仅为13%。

⑶ 工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1、生产力

工业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产水平，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2、城市化

工业革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工厂逐渐集中，形成了许多工业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同时影响社会习俗的变化。

从人类生产方式看工业革命后，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出现，又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了城市化的浪潮。可以引导学生探究比较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不同特点，城市化带来的效益和问题，进而理解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代价与阵痛，渗透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社会关系

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结构的两大变革，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两大阶级。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要求获得更多政治权利。

4、生产组织形式

工厂制取代手工工场。工业革命开始后，工人相对集中、分工明确、纪律严格、使用机器大生产的工厂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

5、思想文化

工业革命促进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工业革命开始后，需要许多新式人才，如工程设计、机器制造、机器修理、工厂管理等，而这些新人才都需具备科学知识，以及专门的技术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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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

1、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加剧了当地的贫困与落后。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

2、造成了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

3、如果无限制地发展工业，必然造成资源浪费和枯竭。

总之，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分配的不公。但不可能停止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让人类服从自然，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正确地利用自然资源。只有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人类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⑷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1、工业化水平尤其是重工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2、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低。
3、工业分布不合理，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
1、近代以来,民族资本主义以发展轻工业为主,导致工业经济比例失调,先天不足,发展畸形。
2、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急需提高工业水平,重工业是较好的选择。
3、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已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其实践对我国工业发展有借鉴作用。

⑸ 工业化的进程是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双重影响

那肯定是。
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有利也有弊，工业化对人类影响也一样。
生存和毁灭是事物的一对矛盾，工业化使人类的生存得以扩张，同时产生的毁灭力量也威胁着生存环境，也极大提升了战争的毁灭力量。
我们发挥它的生存价值，同时小心使用它的毁灭了——破坏落后的技术和淘汰的事物。

⑹ 工业化对城市有哪些影响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史上，20世纪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在取得一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牺牲了一定的社会发展，如环境恶化、温室气体排放超标、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这些都使那些华丽的增长数字显得暗淡无光。尤其是“贫民窟”，这个被初到某些刚刚探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的游客称之为“景致”的字眼，在从事社会经济研究的学者眼中却显得那样的刺眼。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与经济增长格格不入的冲突。本文试图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个角度阐述“农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国家城市化问题，来影射中国大陆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现象：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拉美国家普遍走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区的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2万人口以上的市镇居民属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6%，1980年达到65.6%，已接近于欧洲的城市化水平。(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2002》各国的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89.6%，巴西为79.9%，墨西哥为75.4%，最高的乌拉圭为92.6%。到2010年，预计上述四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将分别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乌拉圭93.7%。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城(1640万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巴西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演变，而且此过程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无形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工业文明的同时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扰，生活贫困、住房紧张、供水不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正威胁着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范效应更加速了这种“城市病”的流行。实际上，在拉美国家还存在着一种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失控的城市化过程。许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学者指出，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张比人口膨胀更快。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绝。大多数是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组成)开始迁移，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逐渐形成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出现的讲究生态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发达国家，一些中、高收入阶层逐渐放弃市中心地区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区转移。如在日本，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几近消除，农村的居住生活条件不亚于城市，且在住房面积、空气质量上农村更有优势，所以日本出现了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千叶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居住的“远距离上班族”。因此，这是两种意义迥然的逆向城市化，发达国家的是一种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而拉美国家的是一种低收入阶层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

二、原因：一个模型与一种合力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回避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他在其着作《二元经济论》中首先假设了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即维持生存的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及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新资本的形成，从而扩大并吸收了更多的人从自给农业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尽管刘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但他却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两条思路。第一种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再投资于生产过程，而不是消费。能够忠实地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业家阶级。这样，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不断进行，整个社会劳动力大部分从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模型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的过程。第二种是劳动力的地域转移。按照刘易斯的理解，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都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都建立在城市。伴随着资本形成的不断扩张，农业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地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也就同时实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刘易斯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是看成一个乡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当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部门吸收时，农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随之消失，劳动力在农业及工业、农村与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及城市化达到了一个合理的、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一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拉美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也十分明显，不仅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而且还反映在农业内部，同时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偏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于是，剩余劳动力先是在农村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商品农业部门流动，继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最终完成了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急剧城市化过程，我们称之为“农民的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合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着作用。

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离心力”。早在战后初期，拉美国家就形成了有关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两种意见。一派观点认为，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分配问题，必须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来实现农业资源由一些社会集团向另一些社会集团的大量转移，才能使问题获得解决。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认为，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伤害任何人，而是应当走技术变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页)观点的对立反映了拉美国家不同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结构的特征是一极为种植园、庄园和牧场的大地产，一极为为数众多的小地产，中间是一部分中等规模的地产主和佃农。而大地产主集团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就决定了拉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偏向于第二种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占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尽管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于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两次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这样，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以大中型为主的农牧业经营单位由传统的经营方式逐步向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同时在持续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过程中，原料与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地位不断强化，更加刺激了企业规模化经营的热情。这些大中型企业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大地产主，而另一部分则是投资于农牧业的本国或外国资本家。他们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价格、农业信贷、技术援助等政策优惠。他们的崛起加速了中小农业企业的分化，使农业部门逐渐形成现代企业与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传统农民企业长期并存的局面。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便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相当数量靠打短工维持生存的无地劳动者形成现代农业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储备军。但是，拉美的现代农业企业不具有中国80年代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由于它季节性、临时性用工的特点，使得这支储备军常年在农村流动，甚至跨国流动，他们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发农村向城市的自发移民潮。据统计，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城市工业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区的主要城市形成于殖民地时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来印第安人农业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欧洲各宗主国、特别是西班牙出于强化政治统治需要而“超前供给”出来的，待殖民地的政治、军事、宗教等统治机构及其相应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被集中到这些城市后，经济功能的需求才“追随而至”，因此，拉美国家城市的布局结构存在历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城市人口集中于首都则成为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于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于圣地亚哥；阿根廷、乌拉圭两国首都的人口分别占本国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页)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现爆炸性增长，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创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无论是1929年以前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带动的国内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在遭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由出口部门的衰退或增长不足而引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劳动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其二，人口增长过快。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欧洲在1920-1970年期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经过了50年；拉丁美洲则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内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这25年中的人口增长率要比欧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长率高出1倍。(转引自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其三，城市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美好的“心理预期”。因为劳动者也是理性人，只要进城的预期收益大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和迁移成本之和时，他们就会做出流向城市的决定。他们认为，即使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质量也要高于农村。

综上所述，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大规模、无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国家这个过程无疑是过快、过猛了。

三、现状：劳动力市场

可是，现实情况并不像他们所做的比较公式那样简单，至少在计算预期收益时要考虑就业机率这个因素。因为在城市里居住下来并不等于能够100%就业。

从需求方面讲，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排斥。首先，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出现了偏差。在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国家在结束简易进口替代(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时本应转换模式，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试图“跳过非技能性劳动密集型初级出口替代次阶段”。众所周知，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对资金、技术和设备要求很高。他们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结果一定量的资本增加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这恰恰成为对上面所提到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挑战，因为刘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一劳动比例始终是不变的，只有这样，工业部门的发展才能源源不断地吸纳从农村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而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拉美国家在1982年的债务危机之后，开始了深刻而广泛的结构改革，而这场改革深受以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中大批国企被私有化，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城市贫困有增无减，这与刘易斯模型有关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的假定又发生冲突。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能力在减弱。1981—199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991-1998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3.5%和1.7%，仍远远低于1950-1980年期间分别为5.6%和2.8%的水平。

从供给方面讲，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适应市场需求。首先，相对于“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长”的90年代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劳动力的供给却处于历史上的高峰期。据统计，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6%。(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没有获得职业培训，他们无法适应现代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同时性别、年龄也成为他们就业的障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国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印第安人，他们长期受到压迫和歧视，从总体上说处于农村最恶劣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发了印第安农民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全球化第一枪”的“符号革命”。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城市中劳动力供给(包括流人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和劳动力(包括流人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技能与素质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超前”城市化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其结果导致城市经济中的“第三产业化”、城市建设中的“贫民窟包围城市”。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城市化将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恶性循环”中。所谓“第三产业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包括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向各式各样的商业和服务行业这些“城市非正规部门”，使之成为各种隐蔽性失业集中的场所。’非正规经济部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第三产业，后者包含要求劳动素质很高、报酬也很高的现代服务部门，如金融业，而这种就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化”意味着农村的就业不足转嫁到了城市，使城市传统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原有的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设施严重超载，加之生活费用攀升，大量涌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好迁移到城市周边，结果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由于政府没有在适当时机控制这种无序、大规模的农民自由流动，而有限的资源又用于扩张中心城市生活设施的投资，这种“无效率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当前，拉美国家急需探索一个适合国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结

农业现代化的偏差形成的“离心力”和城市工业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城市的无序流动，加之城市中就业压力居高不下，这些低收入阶层被市场和社会边缘化，结果形成拉美国家独具特色的“农民的城市”。中国与拉美国家一样同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因此，借鉴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有现实意义。首先，刘易斯模型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农村的工业就地吸纳劳动力，减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时适当抑制城市生活设施的投资，为工业的分散提供有利条件，保证国内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其次，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后，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⑺ 工业化对城市发展有什么影响

工业化最基本的特征是非农业就业人口的急速增加，越来越多人脱离自己生产粮食与必需品的佃农、小农经济生活，进入城市的工厂，大机械的出现引导走向所有生活中的用品皆专业化规模化制造，依靠大规模交易和机械化运输工具达成分工社会，之后这种专精化会形成各种领域的专家;

许多人一生的时间都在一个很小的领域工作钻研从而发明创新突破，带动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飞速提高，当整个社会农业人口低于一半居少数时可以看做工业化成效开始，当农业人口低于1/4时便是工业化社会。

这种社会的额外好处是制造业产品通常能够长期保存运输不会坏（相对于农产品），从而能出口赚取别国财富，导致一国财富累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一认为，一个社会成功大规模工业化的要素光引进一些科技是不够的，最重要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

任何社会不论用什么方式只要达成这三点都能有较好工业化成果，西方部分学者在近代认为一定要采取西方投票式政治才能工业化是一错误解释，如果以上的三要素受到破坏，不论是什么政治模式、什么宗教与文明型态，结果都是工业化停滞甚至衰弱。

(7)工业化水平受什么影响扩展阅读：

意义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来的，从“一五”计划算起，我国为实现工业化已经奋斗了半个世纪，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总体上看现在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突出表现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占50%左右；

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工业化的任务不完成，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因此，继续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