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水平受什麼影響

⑴ 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1、工業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

據H·納里和M·塞奎因的世界發展模型，初始城市化由工業化推動。在工業化過程中，從事工業生產活動的企業為獲得「聚集的經濟效益」而在地理上趨於集中。

隨之引起區域工業化的提高，帶動了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相應提高，非農產業就業人口向城市遷移並引起了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工業化進程逐步誘導城市化進程並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

2、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會促進工業化的發展。

根據經濟發展史，當工業化率、城市化率同處於13％左右的水平以後，人均收入增長使城市居民需求趨向多樣化，工業結構的內部調整無法適應需求的擴大，消費、就業、資本及服務創造的需求就開始拉動第三產業發展。

城市就業人口持續增加、城市規模逐步擴大，為工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城市化開始加速並吸引工業企業進一步向城市集中，聚集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城市化由工業化驅動後又藉助需求拉動促進工業化的發展。

(1)工業化水平受什麼影響擴展閱讀：

工業化和城市化互動關系的內在機理

工業化發展引起產業結構的迅速轉變，並通過這種轉變帶動城市化進程。

在這個過程中，表面上是農業人口向城市集聚導致城市化率提高，但實質上與城市化率上升聯系密切的是農業就業向非農業就業這一就業結構的轉變。

正是因為就業結構的工業化和非農化直接帶動了原來的農業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中。因此，產出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

⑵ 中國城市化為什麼低於工業化水平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業化（Instrialization）[1]與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協調推進的，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國過去由於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分割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嚴重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由此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落後、二元結構惡化等不良後果。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協調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今後一段時期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主要成因

為什麼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是由如下四個相互影響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了工業化超前或城市化滯後。

建國初，我國面臨一些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國內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2]； 二是國際上強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蘇聯在發展的初期成功地實現了重工業化，這給我國以強大的示範作用；三是西方國家的 和敵視，使我們不得不重點發展國防和軍事工業等重工業；四是1840年來被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使我國政府和人民對軍事、國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視；五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從心底深處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盡快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六是當時的經濟發展理論大都支持加速工業化[3]。在這種背景下，循序漸進、各產業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則成為巨大的誘惑。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因為在工業基礎薄弱且沒有多少外援的情況下採取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必然要以剝奪國內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以農民相對貧困為代價。

其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趕超型工業化的實施。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特徵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而我國當時資本極為稀缺。如何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將資本需求很大的重工業快速發展起來，是一個必須突破的難題。顯然，遵循比較優勢的市場體制是不可能在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因此，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中央政府通過計劃手段，一方面將城鄉資源強行配置到工業部門，使工業產值或工業化水平超常規增長；另一方面強行轉移農業剩餘，並阻止農民進城（即直接阻礙城市化），以維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資，加速工業化原始積累。

再次，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礙了城市化進程。

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體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權，而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國家的許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過「剪刀差」等途徑為工業化做奉獻。農民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縮小，因此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阻止在城門外，持續推行「就地消化」方針[4]，以減輕自身的財政負擔，並維持市民對城市文明的壟斷特權。政府、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顯然都不歡迎農民進城，這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最深刻的經濟利益根源。

為了保證城鄉分割體制的實施，在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以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形式剝奪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自主權、財產和收益支配權；統購統銷制度則剝奪了農民的生產成果支配權和流通自主權。這些都為強制轉移農業剩餘、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鄉分割體制從如下幾個方面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直接阻礙城市化；二是通過資金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過度輸出，破壞了農村自身正常的積累機制，削弱了農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阻礙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或農村城市化進程；三是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滯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抑制了農業的現代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在相當長時期的供給不足以支撐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分布格局，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制約了城市化進程。

第四，嚴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針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來長期實施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方針，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出現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現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們過分強調防止「城市病」，而相對忽視人口擁擠在耕地越來越少的農村也會出現嚴重的「農村病」，無視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規模經濟，而過分將城市化的重心放在農村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身上[5]。

「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也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因為如果允許勞動力和資金等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則許多農村的中小企業完全可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城市化。而當鄉鎮企業在農村分散發展的情況下，許多本來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滯留在農村，延遲了城市化進程。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為1.27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的1/5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

二、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對策

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滯後的對策可以分為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調整兩個大的方面。

（一）體制改革對策

第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

根據世界各國通行做法和20世紀50年代我國憲法曾確定的國民有遷徙自由的原則，允許廣大農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和能力在全國各地自由選擇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點，實行國際上通行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及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全體公民在戶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據近幾年石家莊等城市的大膽實踐，那種擔心放開戶籍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擔心是多餘的。

第二，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

改革阻礙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建立鼓勵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滯後的核心舉措。為此，要打破「城市保護主義」，取消嚴格限制民工就業范圍的歧視性政策；促使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改革僵化的勞動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招聘包括農民在內的各類人才；堅決取消農民外出務工許可證和流動就業證等制度，歸還、賦予和保護農民自由擇業的權利；保障民工的勞動權益，保證民工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如子女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失業保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將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推廣到城鄉所有勞動者；加快城鄉就業信息網路建設，建立全國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促進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

土地不能順利流轉，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補償，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為進城農民難以徹底「離土」，不得不成為城鄉「兩棲」公民。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農民獲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權或部分土地所有權，讓土地盡量流轉起來，使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能與其他要素形成優化配置，使進城農民能順利地將土地以合理的價格轉讓出去，獲得應有的土地收益，增加進城創業的啟動資本。城鎮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是改土地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培育土地市場，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實行將新興城鎮或新城區規劃區范圍的建設用地同進城農民承包地按級差收益比例調換或置換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利益障礙

以住房、醫療、養老、勞保、就業、教育等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鄉分割體制的內核，戶籍制度只是外殼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必須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權，大力推進城市住宅、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改革，讓農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長遠目標模式應該是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但現階段可以考慮建立一種既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又適合當前國情的、過渡性的、能夠使城鄉社會保障有機銜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單位補充保障」、「個人附加保障」組成的「三層次」社會保障模式。此外，從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農民進城保險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資體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設擴張機制

改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單一靠政府財政投入的老辦法，向政府投資、社會集資、企業投資、居民入資、國外引資等多渠道發展，即變「國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單元投資體制為政府、企業、居民多元投資體制。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鼓勵大企業以市場運作方式參與城鎮建設。將部分基礎設施逐步商品化，對市政設施逐步實行有償使用，實行合理的服務收費。通過城鎮建設體制改革，逐步改變人們進城收益總是絕對大於進城成本或政府投資總是得不償失的不均衡狀況，即逐步緩解城鎮居民與城鎮基礎設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恐懼，形成正常的城鎮擴展機制。

（二）戰略調整對策

第一，調整工業化戰略，促進各產業協調發展

徹底改變由政府主導優先或重點發展某種產業（如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發展信息產業之類）的計劃經濟思維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場，由市場來決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由市場來決定各地的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由市場來決定產業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結構調整」為名，過度干預和介入產業結構調整和競爭性行業的項目開發。不能將工業化狹隘地理解為工業發展，而要理解為各產業按照市場需求和自身競爭力協調發展的過程，為此有必要將工業化的衡量標准由工業產值比重改為專業化分工推進的程度等。

第二，調整「城市偏向」戰略，統籌城鄉發展

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農村與城市的比重是由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幹預方式搞「城市偏向」，通過剝奪農村來發展城市，也不能搞「農村偏向」，通過剝奪城市來發展農村，而要由市場來決定人口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分布。當前，尤其要盡快切斷城市剝奪農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鄉征稅起點不一致、農民負擔過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財政支出過度向城市傾斜、農村金融資金過度流出、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轉移等。同時，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進城市化為名，大搞與國情不相稱的只惠及少數人的高檔城市現代化工程，而將城市化的真正重點——吸納農民進城拋於腦後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傾向。

第三，調整城市化方針，促進各級城市協調發展

要調整以城市規模為內容的城市化方針，通過市場制度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市帶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針可以確定為：「盡快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掃除城市化的障礙，恢復城市化的正常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盡可能多地吸納農村人口為主要目的，大力發展新體制新興城鎮和新城區；避免城鎮的過分分散發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形成完整的城市體系和網路」。

備註：

[1]本文的工業化是指產業化，不僅包括工業發展，而且包括農業的產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2]1952年，人均國民收入僅有39.74美元（當時的匯率是1:2.617），資金高度匱乏；87.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3.5%；農業和輕工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高達69%；全社會能提供的積累僅為130億元，其中生產性積累只有66億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外，西方經濟學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業化發展的理論，如：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中的劉易斯模型；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中的普雷維什和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赫爾希曼建立在「聯系效應」基礎上的「不平衡增長理論」；佩魯（F.Perroux）的「發展極」理論等。

[4]1956年12月30日，國務院簽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國務院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們將2000多萬城市職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萬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後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萬青年學生從城市走向農村「上山下鄉」。70年代，我們執行了社隊企業「三就地」方針，即要求社隊企業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80年代，我們執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郭書田，劉純彬等，1990）。

[5]1999年，中國建制鎮和3萬個集鎮的鎮區人口為2.2億人，其中非農業戶口1.4億人，分別佔全國城市總人口和「非農業戶口」人數的56.57%和44.36%。在全國667個城市中，市區非農業戶口人數在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佔54.72%，中等城市佔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僅為13%。

⑶ 工業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1、生產力

工業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人們的生產水平，鞏固了資本主義各國的統治。最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倫敦成為世界金融和貿易中心。1851年，英國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博覽會。

2、城市化

工業革命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工廠逐漸集中，形成了許多工業城市。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城市在國家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同時影響社會習俗的變化。

從人類生產方式看工業革命後，工業文明逐漸取代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的出現，又引發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出現了城市化的浪潮。可以引導學生探究比較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不同特點，城市化帶來的效益和問題，進而理解人類社會進步中的代價與陣痛，滲透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3、社會關系

工業革命引起了社會結構的兩大變革，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兩大階級。隨著工業資產階級經濟實力的增長，他們要求獲得更多政治權利。

4、生產組織形式

工廠製取代手工工場。工業革命開始後，工人相對集中、分工明確、紀律嚴格、使用機器大生產的工廠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組織形式。

5、思想文化

工業革命促進了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工業革命開始後，需要許多新式人才，如工程設計、機器製造、機器修理、工廠管理等，而這些新人才都需具備科學知識，以及專門的技術訓練等。

(3)工業化水平受什麼影響擴展閱讀：

消極：

1、資本主義國家加緊了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奪，加劇了當地的貧困與落後。第三次科技革命進一步拉大了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

2、造成了環境的污染日趨嚴重。

3、如果無限制地發展工業，必然造成資源浪費和枯竭。

總之，工業化和科技的發展，在帶來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環境污染和分配的不公。但不可能停止科技的發展和進步，讓人類服從自然，問題的本質是如何正確地利用自然資源。只有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形成良性循環，並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人類才能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⑷ 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1、工業化水平尤其是重工業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2、工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低。
3、工業分布不合理，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因
1、近代以來,民族資本主義以發展輕工業為主,導致工業經濟比例失調,先天不足,發展畸形。
2、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基礎薄弱,急需提高工業水平,重工業是較好的選擇。
3、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其實踐對我國工業發展有借鑒作用。

⑸ 工業化的進程是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雙重影響

那肯定是。
事物都是具有兩面性，有利也有弊，工業化對人類影響也一樣。
生存和毀滅是事物的一對矛盾，工業化使人類的生存得以擴張，同時產生的毀滅力量也威脅著生存環境，也極大提升了戰爭的毀滅力量。
我們發揮它的生存價值，同時小心使用它的毀滅了——破壞落後的技術和淘汰的事物。

⑹ 工業化對城市有哪些影響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史上，20世紀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在取得一定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犧牲了一定的社會發展，如環境惡化、溫室氣體排放超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等，這些都使那些華麗的增長數字顯得暗淡無光。尤其是「貧民窟」，這個被初到某些剛剛探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的遊客稱之為「景緻」的字眼，在從事社會經濟研究的學者眼中卻顯得那樣的刺眼。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從而形成與經濟增長格格不入的沖突。本文試圖從農村勞動力流動這個角度闡述「農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國家城市化問題，來影射中國大陸目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現象：城市化與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拉美國家普遍走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區的城市化也進入一個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區的城市人口(2萬人口以上的市鎮居民屬於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1.6%，1980年達到65.6%，已接近於歐洲的城市化水平。(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頁)根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2002》各國的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阿根廷為89.6%，巴西為79.9%，墨西哥為75.4%，最高的烏拉圭為92.6%。到2010年，預計上述四個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將分別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烏拉圭93.7%。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墨西哥城(1640萬人)、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1387萬人)、巴西聖保羅(1300萬人)、里約熱內盧(1000萬人)都已躋身於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來說，城市化是以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徵的一種歷史過程，不僅表現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演變，而且此過程還伴隨著精神、文化、觀念的無形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讓人類享受工業文明的同時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擾，生活貧困、住房緊張、供水不足、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正威脅著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體健康。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範效應更加速了這種「城市病」的流行。實際上，在拉美國家還存在著一種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失控的城市化過程。許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學者指出，城市在空間上的擴張比人口膨脹更快。主要原因是，由於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和城市地價及生活費用的上漲，數量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絕。大多數是由農村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組成)開始遷移，從原來相對靠近市中心的簡陋住所向城市周邊地帶轉移，逐漸形成環繞城市的大片貧民區。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近些年出現的講究生態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發達國家，一些中、高收入階層逐漸放棄市中心地區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區轉移。如在日本，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城鄉差別幾近消除，農村的居住生活條件不亞於城市，且在住房面積、空氣質量上農村更有優勢，所以日本出現了白天到東京上班，晚上回到千葉縣、琦玉縣和神奈川縣居住的「遠距離上班族」。因此，這是兩種意義迥然的逆向城市化，發達國家的是一種追求生活質量的選擇，而拉美國家的是一種低收入階層被社會邊緣化的無奈。

二、原因：一個模型與一種合力

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不可能迴避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他在其著作《二元經濟論》中首先假設了一種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即維持生存的傳統的、自給農業部門及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資本主義部門由於把剩餘再投資於新資本的形成，從而擴大並吸收了更多的人從自給農業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餘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這個過程要一直繼續到剩餘勞動消失為止。盡管劉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務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但他卻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兩條思路。第一種是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劉易斯認為，在二元經濟模型中，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將剩餘價值再投資於生產過程，而不是消費。能夠忠實地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工業家階級。這樣，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不斷進行，整個社會勞動力大部分從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流向現代化的工業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劉易斯模型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歸結為工業化的過程。第二種是勞動力的地域轉移。按照劉易斯的理解，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都分布在農村地區，而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都建立在城市。伴隨著資本形成的不斷擴張，農業剩餘勞動力被不斷地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也就同時實現了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劉易斯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主要是看成一個鄉村人口的城市化問題。當農村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被城市部門吸收時，農業部門的工資上漲，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隨之消失，勞動力在農業及工業、農村與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工業化及城市化達到了一個合理的、較高水平的基礎上，開始一個具有現代化水平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拉美國家的二元經濟特徵也十分明顯，不僅體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而且還反映在農業內部，同時由於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偏高，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於是，剩餘勞動力先是在農村由傳統農業部門向商品農業部門流動，繼而由農村向城市流動，最終完成了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急劇城市化過程，我們稱之為「農民的城市」。而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種合力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發揮著作用。

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離心力」。早在戰後初期，拉美國家就形成了有關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兩種意見。一派觀點認為，農業的核心問題是分配問題，必須通過深刻的社會變革來實現農業資源由一些社會集團向另一些社會集團的大量轉移，才能使問題獲得解決。也就是說，這一派主張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認為，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傷害任何人，而是應當走技術變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頁)觀點的對立反映了拉美國家不同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對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國家在歷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佔有制度。這種不合理的土地佔有結構的特徵是一極為種植園、庄園和牧場的大地產，一極為為數眾多的小地產，中間是一部分中等規模的地產主和佃農。而大地產主集團是拉美各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享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能夠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這就決定了拉美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偏向於第二種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佔有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緩慢的技術變革來進行。盡管在20世紀50-70年代，部分拉美國家進行過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於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後進行的兩次土改消滅了農村的大庄園制度和富農經濟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這樣，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以大中型為主的農牧業經營單位由傳統的經營方式逐步向現代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轉變，同時在持續實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過程中，原料與初級產品出口創匯的地位不斷強化，更加刺激了企業規模化經營的熱情。這些大中型企業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來的大地產主，而另一部分則是投資於農牧業的本國或外國資本家。他們在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壓力集團，攫取了大量有關農產品價格、農業信貸、技術援助等政策優惠。他們的崛起加速了中小農業企業的分化，使農業部門逐漸形成現代企業與從事自給自足生產的傳統農民企業長期並存的局面。在這種農業現代化模式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便呈現以下兩個特點：其一，相當數量靠打短工維持生存的無地勞動者形成現代農業企業僱傭勞動力的儲備軍。但是，拉美的現代農業企業不具有中國80年代鄉鎮企業就地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潛力，由於它季節性、臨時性用工的特點，使得這支儲備軍常年在農村流動，甚至跨國流動，他們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發農村向城市的自發移民潮。據統計，1950-1960年期間，拉美農村人口的增長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間，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不到100萬，70年代每年超過200萬。(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頁)

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區的主要城市形成於殖民地時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來印第安人農業社會發展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歐洲各宗主國、特別是西班牙出於強化政治統治需要而「超前供給」出來的，待殖民地的政治、軍事、宗教等統治機構及其相應的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被集中到這些城市後，經濟功能的需求才「追隨而至」，因此，拉美國家城市的布局結構存在歷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區發展不平衡，這一點在後來的工業化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城市人口集中於首都則成為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於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於聖地亞哥；阿根廷、烏拉圭兩國首都的人口分別占本國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頁)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現爆炸性增長，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業化的迅速擴張創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1929年以前由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帶動的國內工業品市場的形成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在遭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後，由出口部門的衰退或增長不足而引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勞動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強大的支撐作用。其二，人口增長過快。一項統計資料表明，歐洲在1920-1970年期間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經過了50年；拉丁美洲則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內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這25年中的人口增長率要比歐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長率高出1倍。(轉引自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頁)其三，城市的就業機會、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形成農村剩餘勞動力美好的「心理預期」。因為勞動者也是理性人，只要進城的預期收益大於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和遷移成本之和時，他們就會做出流向城市的決定。他們認為，即使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質量也要高於農村。

綜上所述，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農村剩餘勞動力必將大規模、無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國家這個過程無疑是過快、過猛了。

三、現狀：勞動力市場

可是，現實情況並不像他們所做的比較公式那樣簡單，至少在計算預期收益時要考慮就業機率這個因素。因為在城市裡居住下來並不等於能夠100%就業。

從需求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受到排斥。首先，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出現了偏差。在20世紀60年代初，拉美國家在結束簡易進口替代(非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時本應轉換模式，但是，它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直接進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的進口替代，試圖「跳過非技能性勞動密集型初級出口替代次階段」。眾所周知，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對資金、技術和設備要求很高。他們傾向於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採用，結果一定量的資本增加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會越來越少。這恰恰成為對上面所提到的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挑戰，因為劉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一勞動比例始終是不變的，只有這樣，工業部門的發展才能源源不斷地吸納從農村轉移過來的剩餘勞動力，而拉美國家的實際情況證實了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犧牲了社會公正。拉美國家在1982年的債務危機之後，開始了深刻而廣泛的結構改革，而這場改革深受以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私有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其中大批國企被私有化，城市失業變得更加突出，城市貧困有增無減，這與劉易斯模型有關農村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業的假定又發生沖突。最後，拉美國家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能力在減弱。1981—1990年，拉美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991-1998年，上述兩項指標分別為3.5%和1.7%，仍遠遠低於1950-1980年期間分別為5.6%和2.8%的水平。

從供給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不適應市場需求。首先，相對於「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長」的90年代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勞動力的供給卻處於歷史上的高峰期。據統計，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6%。(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其次，農村剩餘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沒有獲得職業培訓，他們無法適應現代工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同時性別、年齡也成為他們就業的障礙。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國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印第安人，他們長期受到壓迫和歧視，從總體上說處於農村最惡劣的境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喪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發了印第安農民武裝起義，打響了「反全球化第一槍」的「符號革命」。

綜上所述，拉美國家城市中勞動力供給(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遠遠大於勞動力需求的矛盾和勞動力(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技能與素質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將成為「超前」城市化引發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其結果導致城市經濟中的「第三產業化」、城市建設中的「貧民窟包圍城市」。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城市化將被鎖定在「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中。所謂「第三產業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包括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湧向各式各樣的商業和服務行業這些「城市非正規部門」，使之成為各種隱蔽性失業集中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第三產業，後者包含要求勞動素質很高、報酬也很高的現代服務部門，如金融業，而這種就業結構的「第三產業化」意味著農村的就業不足轉嫁到了城市，使城市傳統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原有的醫療、教育、交通等服務設施嚴重超載，加之生活費用攀升，大量涌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只好遷移到城市周邊，結果造成「貧民窟包圍城市」的尷尬局面。由於政府沒有在適當時機控制這種無序、大規模的農民自由流動，而有限的資源又用於擴張中心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這種「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不可避免。當前，拉美國家急需探索一個適合國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結

農業現代化的偏差形成的「離心力」和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導致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中心城市的無序流動，加之城市中就業壓力居高不下，這些低收入階層被市場和社會邊緣化，結果形成拉美國家獨具特色的「農民的城市」。中國與拉美國家一樣同處於發展中國家之列，因此，借鑒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有現實意義。首先，劉易斯模型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發展農村的工業就地吸納勞動力，減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時適當抑制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為工業的分散提供有利條件，保證國內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其次，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最後，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

⑺ 工業化對城市發展有什麼影響

工業化最基本的特徵是非農業就業人口的急速增加，越來越多人脫離自己生產糧食與必需品的佃農、小農經濟生活，進入城市的工廠，大機械的出現引導走向所有生活中的用品皆專業化規模化製造，依靠大規模交易和機械化運輸工具達成分工社會，之後這種專精化會形成各種領域的專家;

許多人一生的時間都在一個很小的領域工作鑽研從而發明創新突破，帶動整個社會的生活品質飛速提高，當整個社會農業人口低於一半居少數時可以看做工業化成效開始，當農業人口低於1/4時便是工業化社會。

這種社會的額外好處是製造業產品通常能夠長期保存運輸不會壞（相對於農產品），從而能出口賺取別國財富，導致一國財富累積。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文一認為，一個社會成功大規模工業化的要素光引進一些科技是不夠的，最重要是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基礎設施。

任何社會不論用什麼方式只要達成這三點都能有較好工業化成果，西方部分學者在近代認為一定要採取西方投票式政治才能工業化是一錯誤解釋，如果以上的三要素受到破壞，不論是什麼政治模式、什麼宗教與文明型態，結果都是工業化停滯甚至衰弱。

(7)工業化水平受什麼影響擴展閱讀：

意義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中國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來的，從「一五」計劃算起，我國為實現工業化已經奮鬥了半個世紀，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建設成為擁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並有一部分達到現代化水平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但是，中國的工業化任務還沒有完成，總體上看現在還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突出表現在：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水平較低，農村人口在全社會勞動力和總人口中佔50%左右；

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不強，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的技術水平還不高，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經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工業化的任務不完成，現代化就難以實現。因此，繼續完成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重要而艱巨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