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土地工業化怎麼樣

Ⅰ 簡述我國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和深化改革的建議

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現狀與趨勢

農村集體土地流轉是中國獨特土地產權制度下的特殊產物，是農村土地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統分結合的實現形式。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是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前提下，由承包方將其擁有的土地使用權，按照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通過轉包、轉讓、互換、入股等形式，流轉給發包方或其他單位及個人。土地流轉後的開發利用也必須依法進行，不能改變土地的所有權性質，防止借土地流轉之名非法改變耕地的農業用途。因此農村建設用地的流轉是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難點和熱點，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隨著農業產業化經營興起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速度明顯加快，規模不斷擴大。如何引導、完善、規范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尤其是農村建設用地能否流轉，怎樣流轉，即規范農村建設用地合法流轉，以實現農村集體土地合理、持續利用。

2004年10月國務院28號文《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指出：「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這一原則性規定對地方來說，還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規范。2005年7 月《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以「政府令」形式發布，使該省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有地方法規依據。在現行征地制度法律框架下，打破了「非經政府征地，任何農地不得合法轉為非農用途」的傳統，出現了征地制度與農地直接入市制並存的新時期。

一、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政策演變

從1950年開始至今，我國農村先後經歷了四次較大規模的土地產權制度變革，或者說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政策經歷了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50年代初期

1950年6月頒布實施的《土地改革法》，其中第30條規定， 農民對擁有的土地「有權自由經營、買賣和出租」，賦予了農民對土地自由流轉的權利，但這個時期比較短。

第二時期：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末期

1955年開始的農業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最終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弱化了農民對土地產權的意識，造成農村土地所有權虛置。個體農民與土地不再存在法律上的產權關系，「有權自由經營、買賣和出租」的流轉方式不復存在。

第三時期：改革開放初期—21世紀初

1978年開始陸續出現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標志著農村土地制度從單純集體所有向集體所有、家庭經營的兩權分離模式轉變，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出現萌芽。

1987年國務院批復了一些沿海發達省市就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進行試驗，使得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突破了家庭承包經營的限制，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開始進入新的探索期。

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對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自由轉讓加以規范，2003年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從法律層面上對合法土地承包經營權給予了保護。該法中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採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

第四時期：2005年以來

2004年10月國務院28號文《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指出：「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2005年7月， 廣東省政府制定了《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上市流轉，並通過招標、拍賣、掛牌和上網競價四種方式進行，這意味著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進入了市場化的階段。其他地區也開始有了不同程度的松動。

二、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現狀及特點

1987年我國實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國有土地使用權進入市場流轉。國有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建立，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集體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卻相對滯後。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包括農用地和建設用地的流轉。農用地在不改變用途的情況下，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進行。但是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目前只能通過國家徵收。

1.現實中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普遍存在，尤其是建設用地的流轉

現行《土地管理法》禁止農村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流轉用於非農業建設。城鄉二元結構，國家與集體「兩種產權」形成了兩個分割的土地市場。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發達地區隨著城市和農村城鎮化不斷發展，集體建設用地資產性質逐漸顯現出來，以出讓、轉讓、出租和抵押等形式自發流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現象屢有發生，在數量上和規模上有不斷擴大趨勢，集體建設用地隱形市場實際上就客觀存在。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地，為了解決國有建設用地不足和農民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等問題，城市郊區、縣城、中心集鎮，大量的企業使用集體土地，使得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成為事實。珠江三角洲地區尤為突出。據統計，珠三角地區通過流轉的方式使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實際超過集體建設用地的50%，在粵東、粵西及粵北等地，這一比例也超過20%。而這些現象與現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矛盾，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內在需求，有其深刻的合理性。

但是自發流轉引發了諸多土地糾紛。因為缺少合法性，這種流轉合同屬《合同法》規定的無效合同。一些經營業績不佳的企業鑽法律空子，在合同期滿之前，故意不交租金，訴訟時，農民集體利益得不到保障。

從現實中不難發現，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是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的外在推力，土地利用收益分配機制不合理是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內在動力。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一直處於比較尷尬的地位。

2.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方式和特點

農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形式主要有轉讓、轉包、互換、入股、「四荒」使用權拍賣(租賃)。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形式主要有出租土地使用權、直接轉讓土地使用權、土地入股、合營、其他形式。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形式和特點：一是隨著企業發展的自身要求，企業間合並、兼並、重組及股份制改造改組，出現了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轉讓;二是鄉鎮、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為發展經濟，以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作價出資或入股、聯營形式興辦內引外聯企業;三是因企業間債權債務等原因，司法裁定造成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轉移;四是利用閑置的集體建設用地進行出租;五是近郊農民的宅基地以出租、抵押、轉讓而使得使用權人發生變動，即集體土地使用權隨農民住宅轉讓、出租等。不僅鄉鎮企業用地隨著企業改制普遍流轉，農村宅基地也隨房屋買賣或出租等進行流轉。現實證明，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這種轉移已普遍存在並且符合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三、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在法律上的制約

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在法律上的制約，本文主要是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對於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目前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惟一涉及土地分類、用途、規劃等相關管理的法律，是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

《憲法》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現行《土地管理法》第2條規定：「國家依法實行國有土地有償使用制度。 」第43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但是，興辦鄉鎮企業和村民建設住宅經依法批准使用本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或者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經依法批准使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前款所稱依法申請使用的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徵用的原屬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

尤其是《土地管理法》第63條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據此，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無論耕地還是集體建設用地，都必須通過徵收轉為國有後才能出讓這一途徑轉變為建設用地，而且根據土地徵收補償標准，農民只能得到最高不超過農用地年產值30倍的補償。這意味著，農民並沒有對集體土地的處分權，實際上也就沒有土地財產權，所以更無法獲得土地出讓的收益。

上述法律條文嚴格限制了集體土地非農建設的使用范圍，只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建自用。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可以使用本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辦企業或者建住房，但是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集體土地使用權，也就是表示，集體建設用地向本村鎮以外的企業和個人的流轉行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然而現實中，大量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突破國家法律法規的限制，集體建設用地通過出租、轉讓、合作、入股等方式流轉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企業和個人使用。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地方通過流轉用於工業園區建設和城鎮建設，成為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用地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隨著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僅靠國家建設用地指標遠遠不能滿足需求，需要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作為重要補充;另一方面現行國家征地辦法侵害農民利益，受到越來越多的抵制，農民更願意選擇土地流轉，保留所有權不變，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受法律規定條件的限制，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各地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方面的積極探索

我國對土地實行用途管制制度，特別是對農用地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對其流轉的限制以不改變農業用途為前提，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農村建設用地也給予了限制和約束，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發揮應有作用。集體土地直接進入市場，將有助於土地資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發揮土地的作用，因此各地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進行了積極探索。國土資源部曾在江蘇蘇州、安徽蕪湖、浙江湖州、河南安陽、廣東省等地開展試點。

1.試點城市的做法

2001年浙江省溫州市率先頒布新辦法，規定農民集體建設用地的使用權可以轉讓。該辦法規定，凡集體建設用地上的建築物、構築物等依法轉讓時，其土地使用權可相應轉讓。轉讓方式包括出售、贈與、交換、作價入股。在城市(鎮)規劃區內，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時，先由市、縣政府將土地征為國有，再參照國有土地轉讓辦法辦理手續。規劃區外的農民宅基地，轉讓范圍由原來的同村調劑擴大到同縣轉讓，受讓方把原來的宅基地交還給村集體後，其新受讓來的土地所有權照樣保持集體性質不變，也不需再交納土地轉讓金;非宅基地的集體建設用地轉讓，則視其不同用途採取不同轉讓辦法，應繳納的稅費也不相同。

2002年11月，崑山、海門作為江蘇省土地流轉改革先行試點地，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必須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及城鎮規劃，嚴格限定在城市和集、村莊建設用地的規模範圍內;根據當地市場供求狀況，制訂本地區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年度計劃。

2003年6月廣東省政府發出《關於試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流轉權的通知》，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上市流轉，其方式可以是出讓、轉讓、出租和抵押等，並必須符合四個條件：一是經批准使用或取得的建設用地;二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鎮建設規劃;三是依法辦理土地登記，領取土地權屬證書;四是界限清楚，沒有權屬糾紛。特別強調，收益應該向農民傾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收益中50%左右應用於農民的社會保障安排;剩餘50%左右一部分留於集體發展村集體經濟，大部分仍應分配給農民。

上述各地做法不盡相同，試點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但如何保護農民利益和保障農用地不會被基層政府變相流轉，已引起高度重視。

2.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需要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創新

現行土地法律和政策對於農村集體土地使用制度特別是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有較多限制，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在當前市場經濟發展日趨成熟的條件下，正視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推行集體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合理、規范的流轉途徑已迫在眉睫，需要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方面予以創新。

2005年10月1日《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下稱《辦法》)施行，這是第一個規范集體土地流轉的省級規定。廣東省范圍內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通過出讓、出租、轉讓、轉租和抵押，包括農村的經營性用地將全部通過市場流轉。該《辦法》主要有以下創新：

第一，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同國有土地一樣可以出讓、出租、轉讓、轉租、抵押、作價入股後，土地的價格不再取決於其「身份」，而是取決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現在廣東除集體土地使用權不能進行房地產開發外，其他用途的土地，均有評估機構按相同方法進行評估，相同位置的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地價完全相同。

第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在轉讓過程中，是採取出讓、出租、還是作價入股等形式完全是由農民自己決定，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者村民代表同意後方可實施，使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真正得到了體現。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對集體建設用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的，該土地集體所有者和使用者應當服從，但必須經過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即必須徵求村民的同意後才能報批，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第三，農民集體可合法地與工業企業等談判，可自主地出讓、出租集體建設用地。這是有利於形成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價格，為政府制定征地補償標准提供參照系。因為農地直接入市，是有利於降低工業化的成本。農民直接與工業企業談判，價格可能比政府徵用後再出讓更低。

第四，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所取得的收益將納入農村集體財產統一管理，其中50%以上應當專款專戶用於農民的社會保障安排，不得挪用，為農民利益提供了一個保護底線。

在國家沒有相關規定的情況下，浙江、江蘇、廣東等沿海發達省市根據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了試點，並出台了系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管理辦法，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機制，以實現規范有序管理，取得了初步的經驗，也為修訂《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規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礎。為進一步規范全國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管理，國土資源部2006年根據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研究擬訂《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管理條例》。

同時，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發改委也聯合發文，以試點方式摸索「農村建設用地的減少與城鎮建設用地的增加相掛鉤」政策。

五、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改革的基本原則

1.合理配置土地資源，推進集體建設用地使用制度改革，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

土地作為要素市場特殊商品，應通過市場機制調節和配置。一是按照土地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合理配置土地資源;二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土地的價格和價值相符。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對充分發揮農村集體土地的資產效益，加快形成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機制具有推動作用。

2.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賦予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權利

保留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為實現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同等權利，建立統一、規范、有序的城鄉一體化的土地市場體系，為全面推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並將之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奠定法律基礎。

3.集約節約利用土地，加強總量控制與用途管制，規范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

集約節約利用土地資源是國家指導土地開發利用的基本方針，也是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只有通過經濟、行政、規劃等手段和措施，改變農村建設用地粗放、無序、低效的狀況，促進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

在允許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的同時，還要通過集體建設用地供應的總量控制以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並將集體建設用地供應指標納入年度供應計劃等手段來規范。對於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必須根據土地用途管制原則，依法履行征地申請和審批。

4.完善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相關制度與法制建設，確保國家土地政策的更好銜接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必然涉及相關制度和政策銜接，如土地徵收、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健全和完善相關政策，保證集體土地流轉程序的公開、公平、公正，體現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保障農民合法權益，確保國家土地政策的銜接，以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和農村社會穩定。

Ⅱ 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變化是怎樣的

1、1950土地改革

封建土地所有制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按勞分配。

為了新解放區農民迫切要求獲得土地，徹底廢除封建土地私有制。1952年底全國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徹底廢除；廣大農民翻身解放，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農民土地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平均分配。1958後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規模集體所有制，平均分配。產生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統一經營）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完全社：土地歸公、集體所有）。

3、1978家庭聯產承包制（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

大規模集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

主要形式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凋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村改革逐漸向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發展。它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條件

(2)集中土地工業化怎麼樣擴展閱讀：

土地改革的完成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業生產活動迅速恢復和發展,為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准備了條件.土地改革的完成，徹底摧毀了我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也被消滅；農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

這是人民政權更加鞏固，也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業生產獲得迅速恢復和發展，為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准備了條件。

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經濟上翻了身；解放了生產力，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摧毀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鞏固了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並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國土地制度

Ⅲ 土地改革給農民帶來什麼變化

土地改革給農民帶來的變化有：第一，徹底廢除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摧毀了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勢力。第二，廣大農民在經濟上、政治上徹底翻了身。第三，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創造了條件。第四，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第五，農業生產的發展為工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廣闊的市場，為國家工業化開辟了道路
土地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讓農民富裕起來，更多的是在打破現有城鄉二元結構格局下，讓農民進城，讓資本下鄉，盤活整個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由此看來，這一輪土地改革，意義重大。此次土地改革從表面上來看，會讓鄉村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享受集體土地增值帶來的利益，但這其實關乎「很大一盤棋」，涉及城鎮化、中國經濟轉型。因此土地改革的意義，不僅僅只是讓農民獲得了進城資本那麼簡單。家庭聯產承包制讓農民吃飽了飯，而這次是讓農民富裕起來。新一輪土改到底會帶給我們什麼，不妨拭目以待。
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業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
法律依據：《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Ⅳ 為什麼說土地改革運動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了道路

我認為土地改革運動，主要有兩重意義：一是重新分配生產資料，在土改前，雖然新中國誕生了，但大量的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還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大部的農民掌握很少土地，不談改朝換代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個問題，進行土改使土地都平均到老百姓手中，很明顯的增加了國家的稅收，以農業為基礎，支持工業，改革開放以前的工業都是靠農業的支持，現在是工業反哺農業。同時國家要發展工業，需要很多資金，進行土改可以把集中到地主身上的一部分財富化為國有，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二是解放了生產力，使廣大農民解除了契約，勞動力得到了釋放。！

Ⅳ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過時了嗎

當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時，關於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論調再次甚囂塵上。有論者認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過時了，土地惟有私有，才能保證農民獲得土地增值收益，才能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以至現代化，才能有利於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我國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有權屬於集體，經營權以承包的形式由農民取得。這種制度安排，是在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集體經濟組織之後，確立的土地公有制形式。多年的實踐看，這種制度設計，對於維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業發展、實現農村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對比國外的情況，如印度和拉美國家，他們實行的都是土地私有制，在近幾十年的工業化過程中，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但城市卻無力吸納這些人口就業，而他們又缺少賴以謀生的土地，結果在城市中形成了規模龐大的貧民窟，已經成為他們社會難以消除的毒瘤。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則保障了進城農民的退路，如果在城市中無法立足，在家鄉還有一塊安身立命的土地，這種保障在當今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中尤為重要，可以說是實現中國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 近年來，因為農村征佔地，一些地方出現了忽視農民權益，侵犯農民利益的現象，個別地方由此引發了激烈的沖突，這對我國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影響。但土地私有制能解決這一問題嗎？被馬克思譽為政治經濟學之父的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回顧世界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多數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並沒有因為土地私有而真正保護了農民的權益，相反，由土地私有而引發的土地兼並造成了大量失地農民，羊吃人的慘劇不斷在各國上演。面對我國農村征地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各級政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務必把維護農民權益和發展地方經濟加以統籌考慮，站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農民的利益。 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表面上，中國實行的家庭承包制約了規模經營的實現，但事實上，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中國特色的規模經營也在實現著。據有關數據表明，截止到2011年上半年全國農村耕地的流轉率已經達到16.2%，通過土地流轉，實現了土地經營權的依法、自願、有償流動，促進了適度規模經營的實現，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而且土地流轉最長不超過農民的承包期，承包到期後，因為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流轉自然中止，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承包權益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也給農民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條件。我國的改革自農村起步，農村改革使得農民不再被限制在農業生產中，而是可以有了更多的選擇，正是農村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為全面的改革開放准備了充足的人力資源，農民之所以敢於背井離鄉去打工，家鄉的那塊土地就是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的根本所在。 所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並沒有過時。

Ⅵ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給我們帶來了哪些好處和壞處

帶來的好處：

1. 生活節奏加快，生活質量提高；

2. 文明程度的提高同時，為第三產業奠定了基礎；

3. 使得工業社會逐步向後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邁進。

弊端：

1. 就業壓力變大，失業人口增多；

2. 對環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3. 交通壓力變大，道路堵塞嚴重。
   

Ⅶ 英國是如何走向工業化道路的

英國是當今世界上最早開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在時間上比美、法、德、意等發達國家提前了１００年左右，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提前了２００多年。這種絕對先行國地位使英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工農關系的處理上沒有任何經驗可循，加上新興資產階級反對保護主義、倡導自由競爭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傳統，英國於工業化完成後在對農業的保護上反而比其他發達國家要晚一些，從而走出了一條從通過「財產剝奪——貿易條件惡化」模式積累工業化資金，到適度農業保護的較為獨特的工農關系變動的道路；也為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從農業剝奪向農業保護的轉變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從工農業關繫上看，英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１８世紀中期到１９世紀４０年代：「圈地運動」及其對工業化的初始推動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通過「圈地運動」實現對農民的財產剝奪和強制性農場化，提高了農業生產剩餘的能力，迫使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工業，從而開始了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圈地運動」歷經了大約４個世紀，但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１８世紀中期產業革命以後。其結果主要有二：

首先是擴大了農場的規模，提高了農業的相對和絕對剩餘水平。根據１８５１年的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農場總面積為２４７０萬英畝，其中經營面積在１００～５００英畝以及５００畝以上的大農場約佔７８．２％，經營面積在５０～１００英畝的中等農場約佔１３％，經營面積在５～５０英畝的小農場僅佔８．６％。同時，即使是小農場，在經營方式上也完全不同於產業革命以前的小農經濟。農場規模的擴大，為具有不可分特徵的農業機械技術的廣泛採用提供了可能。在機械技術廣泛應用的基礎上，化肥和良種技術也開始推廣，並進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這就使得當時英國的農業生產水平和農業剩餘水平大大提高。在從１６５０～１８００年的１５０年間，英國的小麥單產水平平均提高了７７％，而僅在１９世紀上半葉就提高了７９％，其中１９世紀５０年代比３０年代小麥產量提高了大約５０％。１７９０年以後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逐漸加快，１７９０～１８１５年間平均增長率大約為０．２％，１８１６～１８４６年為０．３％。一個農業勞動力在１７００年時只能養活１．７人，而到１８００年時就能夠養活２．５人了。可見，「圈地運動」實際上是通過土地的生產關系的變革大大帶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使農產品供給能力大大增強，農業剩餘供給水平大大提高。１８世紀中葉之前，英國的穀物幾乎每年都有出口。

其次，迫使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工業。工業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使得越來越多的小自耕農喪失了土地所有權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權，為當時日益增長著的城市機器大工業部門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英國當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降低。１７００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約為６０％，１８０１年降到３６％，１８２１年降到３２％，１８５１年降到１６％。１８０１年，英國５０００人以上的城市只有１０５座，到了工業革命結束以後的１８５１年猛增到２６５座。這時，英國已經出現了象倫敦、曼徹斯特等人口上百萬和數十萬人的大城市。１８０１～１８５１年間，英國城市居民佔全體居民的比重由３２％上升到５０．１％。

可見，「圈地運動」從兩個方面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一是強制性集中土地，提高了農業剩餘水平；二是為城市機器大工業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大量轉移為土地集中提供了必要條件。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剩餘水平的提高又為勞動力的非農化創造了物質基礎。

二、１９世紀４０年代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貿易條件惡化及其效應

１９世紀４０年代以前，英國的議會和政府基本由大地主、大商人和金融貴族控制著，他們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多次頒布穀物條例，實行關稅保護，限制和禁止國外廉價農產品和工業原料的進口。穀物條例在保護農業生產者利益的同時，也為高速發展的工業產業帶來了一系列障礙。主要是：穀物價格過高，在工人的日常支出中食物費用佔一半以上；工資的高低取決於麵包的價格，從而造成了穀物價格和工人工資輪番上漲的現象，導致了工業產品中工資成本過高；食品和原料價格過高造成工業資本家的利潤逐漸下降。從而，對農業生產的保護在１９世紀上半葉反而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為了降低穀物價格，降低工業品成本，擴大工業品市場，增加工業利潤，工業資本家和城市消費者聯合起來與大地主進行斗爭。終於在１８４６年，通過在議會中佔多數的方式廢除了穀物條例，放開農產品市場，實行自由貿易。此後，兩大產業的比較利益逐漸向工業轉移。１８４０年，英國農產品對工業品的相對價格指數為１１２％，廢除了穀物條例後，１８５０年即下降為９０％，１９００年下降到８０％。其中，種植業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更快。與１８４０年相比，１８５０年種植業產品對工業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２０個百分點，到了１９世紀末期，種植業產品的市場價格只及１８４０年的５７％。可見，從１９世紀中期開始，英國農業的貿易條件明顯地惡化了。這種狀況又通過城市和農村的「推」、「拉」兩種力量，使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１８５１年，英國城市居民的比重為５０．１％，１８８１年達到６７．９％，１９０１年達到了７８．０％。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最終在工業對農業的超強度剝奪中大大地向前邁進了。

農業貿易條件惡化在極大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良後果。從農村和城市兩個方面分析，主要有以下兩點：

１、農業的衰退。１８４６年穀物條例廢除後，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農業便逐步走向衰退。特別是１９世紀７０年代以後，隨著運輸條件的改善，穀物的海運成本急劇下降，美國和廣大殖民地國家的廉價農產品源源湧入英國市場，使大量農業經營者破產，農業衰退益發嚴重。在這一時期，英國主要作物小麥的播種面積和產量急劇減少。１８７０～１９００年，小麥播種面積由１４１．６萬公頃減少到５８．９萬公頃，產量從３０．７萬公擔下降到１４．８萬公擔，糧食自給率由１８７０年的７９％下降到１９００年的３９．６％。農業的衰退迫使英國工業的發展日益依賴於國外農業的支持，這也是導致農業勞動力在此期間快速轉移的重要原因。

２、在市場和利益的驅動下，鄉鎮人口向城市進行了大規模轉移，使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的人口急劇增加。在經濟結構仍以第二產業為主的情況下，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大量湧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已經就業的工人也經常面臨著失業的危險；貧民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大量存在，居住條件惡劣，許多人住在不透空氣、沒有光線的地下室里；由於農業衰退，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進一步加劇了窮人的貧困。城市中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無產者，其生活還不如原來的自耕農。無業人口的大量增加還造成了城市環境的惡化，以及犯罪現象的劇增。

可見，對農業的過分剝奪，在高速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不僅造成農業的衰退，也在城市中帶來了一系列負面效應，降低了城市化的質量，對工業化、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三、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以後：對農業的保護和扶持與城市化的高質量發展

由於自由貿易政策對農業造成的持久性衰退，美國和西歐的大部分國家自２０世紀初起就開始實行一定程度的農業保護政策，但英國直到本世紀３０年代才開始這一轉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糧食進口受阻，國內糧食供給發生困難，英國不得不實行配給制，轉而加強對農業的干預和扶持。主要政策有：獎勵墾荒，對開懇荒地的農民給予一定的物質激勵，擴大耕地面積；在政策上鼓勵農機、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產業的發展，鼓勵農民購買農業機械，不斷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並於二戰以後迅速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對於各出口國用出口補貼的辦法廉價傾銷其過剩的農產品現象，英國等歐洲進口國採用提高關稅以及非關稅的手段對國內農產品生產者進行保護，這就大大提高了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建立健全了國家農業生產管理機構，對農業生產進行監督和管理；大力發展農業合作企業和流通企業，提高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服務水平，以及按照歐盟的統一政策對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進行補貼等。上述政策措施實施的效果是顯著的，其標志之一就是英國國內的農產品供給情況很快得到了改善，８０年代以後甚至一度出現了過剩現象；標志之二就是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中等規模農戶的收入水平超過了城市中的一般產業工人；標志之三是農村物質生活條件的顯著改善，鄉村地區的第二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從而改善了鄉村落後的歷史面貌，逐漸同城市接近起來，社會學家把這一過程稱為「鄉村城市化」。

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中使用勞動力的數量越來越少，１９７８年英國農業勞動力僅有６５萬人；１９９１年進一步減少到２７萬人，只佔全部勞動力的１．３％，此後便穩定下來。而在城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在進入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後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５０年代以後，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二產業，從而成為吸收農村勞動力的主要領域。城市中就業結構的改善使失業人數大為減少，產業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況大為改觀。隨著第二、第三產業比重的變化，城市環境污染的狀況逐漸得到了治理。城市產業逐漸向鄉村滲透，城鄉聯系更加密切，８０年代以後出現了城鄉一體化的現象。

Ⅷ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Ⅸ 工業化對城市有哪些影響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史上，20世紀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在取得一定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犧牲了一定的社會發展，如環境惡化、溫室氣體排放超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等，這些都使那些華麗的增長數字顯得暗淡無光。尤其是「貧民窟」，這個被初到某些剛剛探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的遊客稱之為「景緻」的字眼，在從事社會經濟研究的學者眼中卻顯得那樣的刺眼。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從而形成與經濟增長格格不入的沖突。本文試圖從農村勞動力流動這個角度闡述「農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國家城市化問題，來影射中國大陸目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現象：城市化與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拉美國家普遍走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區的城市化也進入一個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區的城市人口(2萬人口以上的市鎮居民屬於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1.6%，1980年達到65.6%，已接近於歐洲的城市化水平。(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頁)根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2002》各國的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阿根廷為89.6%，巴西為79.9%，墨西哥為75.4%，最高的烏拉圭為92.6%。到2010年，預計上述四個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將分別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烏拉圭93.7%。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墨西哥城(1640萬人)、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1387萬人)、巴西聖保羅(1300萬人)、里約熱內盧(1000萬人)都已躋身於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來說，城市化是以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徵的一種歷史過程，不僅表現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演變，而且此過程還伴隨著精神、文化、觀念的無形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讓人類享受工業文明的同時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擾，生活貧困、住房緊張、供水不足、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正威脅著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體健康。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範效應更加速了這種「城市病」的流行。實際上，在拉美國家還存在著一種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失控的城市化過程。許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學者指出，城市在空間上的擴張比人口膨脹更快。主要原因是，由於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和城市地價及生活費用的上漲，數量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絕。大多數是由農村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組成)開始遷移，從原來相對靠近市中心的簡陋住所向城市周邊地帶轉移，逐漸形成環繞城市的大片貧民區。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近些年出現的講究生態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發達國家，一些中、高收入階層逐漸放棄市中心地區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區轉移。如在日本，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城鄉差別幾近消除，農村的居住生活條件不亞於城市，且在住房面積、空氣質量上農村更有優勢，所以日本出現了白天到東京上班，晚上回到千葉縣、琦玉縣和神奈川縣居住的「遠距離上班族」。因此，這是兩種意義迥然的逆向城市化，發達國家的是一種追求生活質量的選擇，而拉美國家的是一種低收入階層被社會邊緣化的無奈。

二、原因：一個模型與一種合力

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不可能迴避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他在其著作《二元經濟論》中首先假設了一種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即維持生存的傳統的、自給農業部門及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資本主義部門由於把剩餘再投資於新資本的形成，從而擴大並吸收了更多的人從自給農業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餘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這個過程要一直繼續到剩餘勞動消失為止。盡管劉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務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但他卻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兩條思路。第一種是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劉易斯認為，在二元經濟模型中，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將剩餘價值再投資於生產過程，而不是消費。能夠忠實地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工業家階級。這樣，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不斷進行，整個社會勞動力大部分從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流向現代化的工業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劉易斯模型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歸結為工業化的過程。第二種是勞動力的地域轉移。按照劉易斯的理解，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都分布在農村地區，而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都建立在城市。伴隨著資本形成的不斷擴張，農業剩餘勞動力被不斷地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也就同時實現了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劉易斯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主要是看成一個鄉村人口的城市化問題。當農村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被城市部門吸收時，農業部門的工資上漲，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隨之消失，勞動力在農業及工業、農村與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工業化及城市化達到了一個合理的、較高水平的基礎上，開始一個具有現代化水平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拉美國家的二元經濟特徵也十分明顯，不僅體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而且還反映在農業內部，同時由於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偏高，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於是，剩餘勞動力先是在農村由傳統農業部門向商品農業部門流動，繼而由農村向城市流動，最終完成了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急劇城市化過程，我們稱之為「農民的城市」。而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種合力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發揮著作用。

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離心力」。早在戰後初期，拉美國家就形成了有關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兩種意見。一派觀點認為，農業的核心問題是分配問題，必須通過深刻的社會變革來實現農業資源由一些社會集團向另一些社會集團的大量轉移，才能使問題獲得解決。也就是說，這一派主張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認為，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傷害任何人，而是應當走技術變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頁)觀點的對立反映了拉美國家不同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對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國家在歷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佔有制度。這種不合理的土地佔有結構的特徵是一極為種植園、庄園和牧場的大地產，一極為為數眾多的小地產，中間是一部分中等規模的地產主和佃農。而大地產主集團是拉美各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享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能夠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這就決定了拉美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偏向於第二種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佔有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緩慢的技術變革來進行。盡管在20世紀50-70年代，部分拉美國家進行過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於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後進行的兩次土改消滅了農村的大庄園制度和富農經濟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這樣，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以大中型為主的農牧業經營單位由傳統的經營方式逐步向現代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轉變，同時在持續實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過程中，原料與初級產品出口創匯的地位不斷強化，更加刺激了企業規模化經營的熱情。這些大中型企業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來的大地產主，而另一部分則是投資於農牧業的本國或外國資本家。他們在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壓力集團，攫取了大量有關農產品價格、農業信貸、技術援助等政策優惠。他們的崛起加速了中小農業企業的分化，使農業部門逐漸形成現代企業與從事自給自足生產的傳統農民企業長期並存的局面。在這種農業現代化模式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便呈現以下兩個特點：其一，相當數量靠打短工維持生存的無地勞動者形成現代農業企業僱傭勞動力的儲備軍。但是，拉美的現代農業企業不具有中國80年代鄉鎮企業就地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潛力，由於它季節性、臨時性用工的特點，使得這支儲備軍常年在農村流動，甚至跨國流動，他們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發農村向城市的自發移民潮。據統計，1950-1960年期間，拉美農村人口的增長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間，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不到100萬，70年代每年超過200萬。(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頁)

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區的主要城市形成於殖民地時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來印第安人農業社會發展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歐洲各宗主國、特別是西班牙出於強化政治統治需要而「超前供給」出來的，待殖民地的政治、軍事、宗教等統治機構及其相應的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被集中到這些城市後，經濟功能的需求才「追隨而至」，因此，拉美國家城市的布局結構存在歷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區發展不平衡，這一點在後來的工業化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城市人口集中於首都則成為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於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於聖地亞哥；阿根廷、烏拉圭兩國首都的人口分別占本國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頁)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現爆炸性增長，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業化的迅速擴張創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1929年以前由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帶動的國內工業品市場的形成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在遭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後，由出口部門的衰退或增長不足而引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勞動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強大的支撐作用。其二，人口增長過快。一項統計資料表明，歐洲在1920-1970年期間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經過了50年；拉丁美洲則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內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這25年中的人口增長率要比歐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長率高出1倍。(轉引自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頁)其三，城市的就業機會、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形成農村剩餘勞動力美好的「心理預期」。因為勞動者也是理性人，只要進城的預期收益大於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和遷移成本之和時，他們就會做出流向城市的決定。他們認為，即使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質量也要高於農村。

綜上所述，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農村剩餘勞動力必將大規模、無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國家這個過程無疑是過快、過猛了。

三、現狀：勞動力市場

可是，現實情況並不像他們所做的比較公式那樣簡單，至少在計算預期收益時要考慮就業機率這個因素。因為在城市裡居住下來並不等於能夠100%就業。

從需求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受到排斥。首先，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出現了偏差。在20世紀60年代初，拉美國家在結束簡易進口替代(非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時本應轉換模式，但是，它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直接進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的進口替代，試圖「跳過非技能性勞動密集型初級出口替代次階段」。眾所周知，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對資金、技術和設備要求很高。他們傾向於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採用，結果一定量的資本增加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會越來越少。這恰恰成為對上面所提到的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挑戰，因為劉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一勞動比例始終是不變的，只有這樣，工業部門的發展才能源源不斷地吸納從農村轉移過來的剩餘勞動力，而拉美國家的實際情況證實了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犧牲了社會公正。拉美國家在1982年的債務危機之後，開始了深刻而廣泛的結構改革，而這場改革深受以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私有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其中大批國企被私有化，城市失業變得更加突出，城市貧困有增無減，這與劉易斯模型有關農村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業的假定又發生沖突。最後，拉美國家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能力在減弱。1981—1990年，拉美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991-1998年，上述兩項指標分別為3.5%和1.7%，仍遠遠低於1950-1980年期間分別為5.6%和2.8%的水平。

從供給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不適應市場需求。首先，相對於「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長」的90年代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勞動力的供給卻處於歷史上的高峰期。據統計，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6%。(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其次，農村剩餘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沒有獲得職業培訓，他們無法適應現代工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同時性別、年齡也成為他們就業的障礙。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國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印第安人，他們長期受到壓迫和歧視，從總體上說處於農村最惡劣的境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喪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發了印第安農民武裝起義，打響了「反全球化第一槍」的「符號革命」。

綜上所述，拉美國家城市中勞動力供給(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遠遠大於勞動力需求的矛盾和勞動力(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技能與素質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將成為「超前」城市化引發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其結果導致城市經濟中的「第三產業化」、城市建設中的「貧民窟包圍城市」。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城市化將被鎖定在「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中。所謂「第三產業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包括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湧向各式各樣的商業和服務行業這些「城市非正規部門」，使之成為各種隱蔽性失業集中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第三產業，後者包含要求勞動素質很高、報酬也很高的現代服務部門，如金融業，而這種就業結構的「第三產業化」意味著農村的就業不足轉嫁到了城市，使城市傳統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原有的醫療、教育、交通等服務設施嚴重超載，加之生活費用攀升，大量涌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只好遷移到城市周邊，結果造成「貧民窟包圍城市」的尷尬局面。由於政府沒有在適當時機控制這種無序、大規模的農民自由流動，而有限的資源又用於擴張中心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這種「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不可避免。當前，拉美國家急需探索一個適合國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結

農業現代化的偏差形成的「離心力」和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導致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中心城市的無序流動，加之城市中就業壓力居高不下，這些低收入階層被市場和社會邊緣化，結果形成拉美國家獨具特色的「農民的城市」。中國與拉美國家一樣同處於發展中國家之列，因此，借鑒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有現實意義。首先，劉易斯模型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發展農村的工業就地吸納勞動力，減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時適當抑制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為工業的分散提供有利條件，保證國內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其次，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最後，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

Ⅹ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