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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農村的五小工業都是什麼

發布時間:2022-07-12 17:49:33

❶ 怎樣認識和理解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是一個平均海拔高度相對較高的多山的國家,不僅山地、高原和丘陵約佔全國土地總面積的65%,而且陸地平均海拔高度(約1525米)比全球陸地平均海拔高度(約800米)幾乎高出1倍,其中海拔高度超過1000米的土地佔國土總面積的比重高達58%。山地面積大、海拔高,對農業生產有較大的負面影響。例如,日本、西歐各國農業用地佔國土總面積的比重超過80%,美國高達77%,印度達75%,原蘇聯也達到68%,而中國不足60%;中國農業總體經營水平較高,但耕地中的高產田卻只佔1/3,中低產田中有的單產僅100-200公斤,同該因素有一定的關系。

中國的水資源分布極不平衡。全國水資源的81%集中分布在佔全國耕地面積36%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佔耕地面積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區,水資源僅佔全國的19%。由於供水不足,北方的許多地區不得不縮小灌溉面積和減少有效灌溉次數,造成減產。南方紅黃壤地區年降水量較高,約1500�1700毫米,但降水分布不勻,尤其是正值作物需水最多時的7�8月,降水量只佔全年的30%,此時的蒸騰量顯著高於降水量,這種季節性乾旱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也非常嚴重。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災害國家。目前,因地震、台風、風暴潮、旱、澇、蟲等多種災害,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000億元左右。 如果把這些災害分為人類無法抗拒的災害和人類自身行為引起並有能力消除的災害兩大類,則前者的影響更大。然而,災害損失同受災區域的財富存量具有正相關關系,即在災害危害程度相同的狀態下,受災區域財富存量越大,經濟損失越大。 這種正相關性表明,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和穩定性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提高。

一、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

(一)改革前的農村生態環境

中國農村的環境問題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過去。如濫伐森林、濫墾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現象,早在數千年前就出現了。考證這類變化的文獻汗牛充棟,自不待言。從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農業生產中片面推行「以糧為綱」的方針,迫使各地不顧自然生態條件的差異,為擴大糧食播種面積而濫伐森林、開墾草原和圍湖造田等,自然生態系統因資源利用方式超出其可承載能力而趨於惡化,由此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據不完全統計,在改革前的30年裡,中國至少有25%的森林被砍伐了。例如,貴州省在40年代時森林覆蓋率大於30%,到了50年代卻陡降至不足10%。 雲南省1950年的森林覆蓋率為50%,至1980年已下降到24.9%。1950年以前該省平均每9年1次大災,而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間竟發生了11次大災,遭受大災危害的頻率提高了2倍。四川省的情形也是如此。在50年代至70年代,四川省森林覆蓋率由20%左右驟減到12.5%,減少了30%多。森林減少導致災害加劇。該省50年代平均2-3年發生一次春旱,到70年代增加到十年九旱。擁有大面積熱帶雨林的西雙版納和海南島也遭到劫難。西雙版納森林覆蓋率由1949年的69.4%下降到1980年的26.0%,同期,海南島森林覆蓋率由35%下降到7.2%。在20多年的時間里,這兩個地區共有200多萬畝熱帶雨林被毀,許多珍貴稀有的野生動植物遭到滅頂之災,生物多樣性遭到嚴重損失。

為增加糧食總產量而進行的圍湖造田,使全國湖面減少了2000萬畝。 湖北省是世界上著名的淡水湖泊密集分布區,解放初期有1066個湖泊,中水位時,水域面積1255萬畝。由於「圍湖造田」,湖泊數量和水域面積大幅度減少,到1977年末,只剩下326個湖泊,水域面積350萬畝。 湖南省的洞庭湖,1949年有湖面4350平方公里,因陸續圍墾,至1977年僅剩2740平方公里,湖面縮小37%,調洪容積減少115億立方米。 圍湖造田甚至波及到乾旱、半乾旱地區。據統計,在50年代初期,內蒙古自治區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總面積為789萬畝,到70年代後期,湖泊總面積只剩下594萬畝,減少了25%。

牧區共開墾草原4.5億畝,占可利用草場面積的13.35%,引起沙化、退化和鹽鹼化的面積約10億畝,占該時期天然草地退化、沙化、鹽鹼化總面積(15-20億畝)的1/2-2/3,占可利用草原面積的29.7%。草原自然生產力下降30-40%。 黑龍江省是我國草資源較為豐富的省份之一,在1960-1980年期間,毀草開荒64.65萬公頃,占草原總面積的 9.5%,其中松嫩平原西部毀草開荒面積高達37.73萬公頃。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內蒙古共開墾草原362.8萬公頃,相當於牧區草原的1/10。河北省壩上地區的張北、沽源、康保和尚義4個牧業縣,原有草地80萬公頃,由於濫墾,只剩下13萬公頃,減少了近84%。新疆開墾草原340多萬公頃,其中,伊犁州許多牧業縣被開墾的春秋牧場占牧場總面積的40-60%。中國草原大多分布在年降雨量400毫米以下的乾旱地區,如果沒有灌溉,草原開墾後,不僅農作物長不好,而且會引起大面積的沙化。例如,內蒙古伊克昭盟累計開墾70萬公頃草原,沙化面積由150萬公頃擴大到450萬公頃,土地沙化又使產草量下降了30-50%。

在1957-1977年期間,我國以森林、草原、湖泊、灘塗為代價開墾農地2100萬公頃。新開墾農地的質量很差,單位土地的農產品產量最高也只能達到單位土地平均農產品產量的1/3,對糧食總供給增長的貢獻率十分有限,未能真正扭轉糧食總供給不足的局面,卻造成森林生態群落逆向演替,水土流失加劇和土地沙漠化、鹽鹼化區域擴展,以及生物資源的生境逐漸縮小、種群數量減少等一系列問題。此外,一些耕作方法也引起土壤退化。如不適當的灌溉使河北平原的鹽鹼化程度增加,使湖南、江蘇、廣東等地區的耕地趨於沼澤化;過度提高復種指數,減少綠肥及固氮作物種植面積等,也加劇了土壤退化。

同期,沙漠也在不斷擴大,從1.1億公頃增加到1.3億公頃。據50年代與70年代航片對比的分析,我國沙漠化土地每年以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其中,農牧交錯地帶是沙化最嚴重的地區,沙化面積占沙漠化總面積的73%。因沙漠化喪失的土地資源390萬公頃。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的調查結論是∶85%的沙化是濫墾、濫牧和濫伐造成的,12%是因水利資源利用不當和工礦建設中破壞了植被造成的,屬於沙丘移動僅佔3%。

水土流失面積由50年代初的116萬平方公里擴大到153萬平方公里,增加了近1/3。全國每年從陸地經河流輸入近海的土壤達17.8億噸,佔全球陸地入海土壤總量的10%,加上滯留在河、湖、水庫的泥沙,總侵蝕量達50多億噸。 黃土高原和長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積分別占該地區總面積的80%和20%,水土流失造成的淤積使全國水庫總容量(4000多億立方米)減少了將近1/4。侵蝕模數最高竟達27000噸/平方公里·年,低的也有1000噸/平方公里·年。

各種負面影響最終造成農業自然災害加劇。據統計,從1950年到1958年,全國平均受災面積不到3億畝,而從1972年到70年代末,全國每年平均受災面積達5億畝,增長了67%。

(二)改革以來的農村環境變化

改革以來,中國在控制森林採伐量、植樹種草、退耕還林還草、建立自然保護區,搶救和保護瀕危物種方面做了極大的努力。我國自然生態環境狀況的最大變化,是森林這一陸地上最大的自然生態系統開始趨於好轉,扭轉了自然生態環境趨於惡化的局面。有關生態破壞造成經濟損失的計量研究結果顯示(參見表1和表2):1993年同1985年相比,由於森林生態系統出現明顯好轉,中國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下降了7.5個百分點,其中典型生態區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下降了6.2個百分點,非典型生態區的這一指標下降了8.1個百分點。耕地生態系統尚未出現好轉的跡象,但它的經濟損失基本上沒有上升,草地和水域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仍在繼續增大,令人擔憂。

近些年來,全國共開展了49個草地牧業綜合示範工程建設,截至1994年,全國累計完成人工種草和改良草地面積2億畝,綜合治理鹽鹼地733.3萬畝,草場圍欄封育1.2億畝,其中1994年完成人工種草和改良草場面積3000多萬畝,在北方11個省區,綜合防治草原鼠蟲害面積6800萬畝。從1994年推廣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有償使用草場的經驗至今,已有25個省區,約7200公頃草地范圍落實了不同形式的草地有償承包責任制。落實草地分戶有償承包責任制,對於實行以草定畜,恢復和改良草場,變粗放經營為集約經營,剎住亂墾和破壞草原行為,以及採用人工種草、飛播種草、改良天然草場、圍欄封育、建設草庫侖等措施,具有重要作用。經過努力,新建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7.5億畝,使我國人工草地、改良草地達到9億畝,占草地總面積的比重提高到15%,有效地遏制了草地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

80年代以來,我國農村能源建設採取了「開發與節約並重」的方針,積極開發沼氣、風能、太陽能、地熱等資源,普及農村改灶節柴技術,努力解決農牧區和山區農民燒柴問題。到目前為止,全國有1.7億個農戶使用省柴節煤爐灶,580個萬農戶使用沼氣,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的利用也形成了規模。一口新式灶一年可節省薪材0.5噸,每年減少薪材消耗8500萬噸,並保護了植被,改善了農村生態環境。

此外,經過積極參加「國際飲水供給與衛生十年」等活動,受益人口占農村人口的87.04%,自來水普及率達到43.68%,其中普及率超過80%以上的縣(區)達422個,上海郊區550萬農戶全部吃上了自來水。

生態農業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傳進來的概念。但是,由於農業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我國生態農業明顯地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它追求的是農業生產的持續性和土地生產率最大化的統一,經過10多年的努力,我國生態農業建設的規模已從戶、村、鄉發展到縣域水平。一批成績極其顯著的生態農業典型,如北京大興縣留民營,安徽省穎上縣小張庄、浙江省奉化市滕頭村、蕭山市的山一村、遼寧省大窪縣的西安生態養殖場,均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予「全球500佳」的榮譽稱號。目前,包括50個國家級省級生態農業縣在內,全國縣級規模的生態農業試點縣已達150多個,覆蓋面積600萬公頃,實現了由小規模試點向縣域規模產業化發展的轉變。到2000年,我國將會出現200個生態農業縣,覆蓋1.5�2億畝耕地。

1985年以來,鄉鎮工業排放的污染物總量和占我國污染總量的份額增長得都非常快。為了遏制這種趨勢,政府在研製和推廣可供鄉鎮工業企業採用的清潔生產技術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許多調查表明,清潔生產技術已應用到食品工業、印染工業、電鍍工業、化學工業、建材和土法煉磺、煉焦等鄉鎮企業的主要污染行業上,但應用面非常小。出現這種情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使用清潔生產的機會成本相對較高,二是鄉鎮企業尚不了解和掌握這些清潔生產技術。

近幾年,中國農村環境管理工作進展較快,也總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但是同已經確立的目標相比, 所做的工作還是微不足道的,一些重大問題尚未得到妥善解決。為了推動我國生態環境建設,我國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規劃。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制訂國家級《二十一世紀議程》(以下簡稱《議程》)的國家。《議程》是制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計劃的指導性文件,同時也是中國政府認真履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文件的原則立場和實際行動。《議程》中有許多同農村環境治理相關的內容,包括法律、政策、教育、能源、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團體和公眾參與等。

在法律法規方面,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納入環境和資源保護、經濟發展、人口、產業、社會保障等法律法規中,並通過財稅制度的實施體系和保障支持機制,使這些法律法規得到全面貫徹落實。

在經濟政策方面,培育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加強政府對國土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宏觀調控作用;重點推廣風險少、見效快、效益高、持續性強的生產工藝和產品,嚴格限制和鼓勵替代能耗高、物耗大、污染重的生產工藝和產品,降低生產和生活對生態環境的沖擊;將資源環境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以支持清潔生產和環保產業的發展,並將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對環境負面影響大的企業淘汰出局。實行「以工代賑」政策,解決人、畜飲水困難,通過教育、培訓等措施,提高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

在農村,強化農業資源與環境管理體系建設,建立基本農田保護區,從發展節水農業,建設穩產、高產農田,促進土地墾復,防止土地退化等環節入手,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開發和推廣節約資源、提高產量和品質、保護環境的農業技術,培育誘致高產、抗逆的動植物新品種,研究動植物重大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建立健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

在能源生產方面,優先開發水能、生物質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海洋能,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通過電網建設、熱電聯產、鍋爐節能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藉助於法律、政策和技術創新與推廣,減輕能源開采、加工和利用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在自然資源保護方面,建立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自然資源管理體系,依靠法治建設、科學管理和科技進步,提高淡水資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礦產資源和草地資源開發利用的優化配置水平和保護水平,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建立適宜荒漠化地區的產業體系,擴大造林種草面積,加強水土流失的預防、監督和管理工作,使農牧交錯帶和濕潤、半濕潤地區的土地荒漠化基本得到控制,使水土流失加劇的勢頭得到有效的遏制。

在污染防治方面,逐步從濃度控制轉變為總量控制,從末端治理轉變到全過程治理。保護地球生態環境。主要依靠中國政府和有關單位及個人的投入,同時,廣泛爭取國際社會在資金、技術等方面能夠提供的支持。

在防災減災的軟體建設上,健全災害防治管理的制度建設和協調、監督機制,減少人為誘發的自然災害危害;在硬體建設上,建立與中國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災害綜合防禦體系,提高社會防災抗災總體能力,減輕自然災害損失。

為了使生物多樣性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護,我國政府制定了《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該計劃是中國政府履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國家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總目標是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盡快減輕或扭轉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的嚴峻局面。主要內容是建立類型齊全、布局合理、面積適宜的自然保護區網路、農作物野生親緣種就地保護網路、珍稀瀕危動植物遷地保護網路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監測網路。後3個網路在2000年建成,自然保護區網路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1995�2000)自然保護區總數達1000個(其中國家級120�130個),自然保護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份額為9%左右;第二階段(2001�2010)自然保護區總數達1200個(其中國家級140�145個),其占國土面積的份額為10%;第三階段(2011�2050)自然保護區總數達1500個(其中國家級180�200個),其占國土面積的份額將進一步提高到13%。主要措施是就地保護,並把遷地保護作為補充手段。該計劃中的每項任務都分解為目標、行動和優先項目3 個層次,具體的措施包括立法和政策、組織措施、科學研究、技術推廣、宣傳教育、資金扶持和國際合作等。

鄉鎮企業的前身是社隊企業。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限定農村發展的「五小工業」,都是污染型產業,使鄉鎮企業具有先天不足。實行改革政策之初,農戶有了經營非農產業的權利,但價格扭曲尚未消除,由此形成的誰擁有資源加工權,誰便獲得政策性利潤的局面,造成鄉鎮企業一哄而起、遍地開花。這種後天失調,又使鄉鎮企業具有數量多、平均規模小,零星分布在地域廣袤的農村中的特徵。鄉鎮企業的環境管理又有滯後的問題。為此,政府有關部門專門制訂了《關於加強鄉鎮企業環境保護工作的規定》。其主要內容是:

1以縣為單位,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把鄉鎮企業的排污量納入區域污染物排放總量目標。到2000年,所有鄉鎮企業必須穩定地達標排放污染物。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的鄉鎮企業,應逐年削減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鄉鎮企業,要嚴禁引進和新建污染嚴重的生產項目,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

2取締或關閉15類小企業。

3禁止鄉鎮企業新建國家法律、法規和本規定第二條規定的必須取締或關閉的生產項目。在國家規定的三河(淮河、海河、遼河)和三湖(太湖、巢湖、滇池)等水污染重點控制地區,禁止鄉鎮企業新建化學制漿造紙和小型製革、印染、釀造、電鍍和重污染化工項目;符合國家規定的生產項目的新建、擴建、改建和技術改造,必須符合區域水污染防治規劃的要求,污染物排放不得突破當地排污總量控制指標。

4中央政府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保護的要求,公布鄉鎮企業污染控制的重點行業和地區。地方各級政府要加強對重點行業的鄉鎮企業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和重點地區的環境綜合整治,對超標排放污染物的鄉鎮企業,必須依法責令限期治理;經濟或技術上不具備治理條件的要關停或轉產。

5發展鄉鎮工業小區,提高鄉鎮企業在地域上的集中度。村、鎮居民區內不得建設嚴重污染環境的鄉鎮企業,已建成的,必須採取關、停、禁、改、轉措施。

6鄉鎮企業建設項目必須要有環境影響報告書(表),必須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合格後方能開始建設,否則,各相關的管理部門不辦理有關的手續,不提供任何的支持;環境保護設施未經驗收或驗收不合格的建設項目不準投產,有關部門不得准予投產使用。

7各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要依法建立鄉鎮企業排污申報登記和環境統計制度,加強對鄉鎮企業重點污染源的環境監測和監理,做好鄉鎮企業排污費的徵收、管理和使用工作。

8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應通過政策和資金扶持,為鄉鎮企業提高污染防治能力創造條件,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和技術服務機構要幫助鄉鎮企業解決污染防治中的技術難題。

9鄉鎮企業要從完善環境管理制度、制定環境保護計劃、建立環境保護崗位責任制、推行清潔生產和建設環境保護設施等入手,把環境保護貫徹到生產經營的全過程。

除「15小」外,造紙、製革、印染、電鍍、化工、農葯、釀造、金屬冶煉等8個行業被列為限制支持的行業。限制支持的具體政策是:對新建污染物排放不能穩定達到國家或地方標準的項目,不予貸款。(2)項目本身合乎國家規定,但不合乎區域污染防治規劃要求,污染物排放突破當地排污總量控制指標,環境影響報告書未經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核準的,不予貸款。

同時,為了扶持鄉鎮企業開展技術改造,還劃定了優先支持類∶(1)企業為技術改造、推行清潔生產和防治污染、治理「三廢」的綜合利用項目;(2)農業、農副產品加工中的推廣適用科學技術的項目,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恢復退化生態區域、開展生態建設的項目;(3)企業治理現有污染源,改變目前不符合環保要求的工藝、產品及企業的轉產。

❷ 誰能幫我找一點關於中小企業發展戰略的前景的資料

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政府就對部分中小企業實施過一些優惠政策,鼓勵他們的發展。例如50年代中期推出的小企業與大中型企業並舉的方針;60年代初鼓勵地區和縣辦「五小工業」(小鋼鐵、小煤炭、笑話費、小水泥、小機械),以解決大躍進和自然災害帶來的困難;60年代末鼓勵街道和企業辦「五七」工廠,解決城市職工家屬的就業問題;70年代中後期支持許多企業辦了大量的「勞動服務公司」,安置了從農村返城的知識青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有利地支持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從1998年初起,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政府對中小企業的問題給以極大的關注,對中小企業的重視程度明顯提高。近日,本刊記者專訪了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中小企業司司長衛東。

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現狀
記者:先請您談談我國中小企業的和發展現狀。
衛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有利地支持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在90年代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工業新增產值的76.7%是由小企業創造的。1997年,在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中,中小企業有近50萬戶,佔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數的98.5%,實現工業產值41315億元,占工業產值的60%;產品銷售收入36200億元,占產品銷售總收入的57%;利潤總額的30%。
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全國工商注冊登記的中小企業佔全部注冊企業數的99%。中小企業工業總產值和實現利稅分別佔全國的60%和40%左右,流通領域中小企業佔有全國零售網點的99%以上,中小企業還提供了大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近幾年來,在每年1500億美元左右的出口總額中,中小企業均佔到約60%。
其次,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方針,依法鼓勵和保護各類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顯示,中小型企業各佔13.1%,從總體上講,公有制的國有和集體企業占總數量的五分之一,產值則佔三分之一。
第三,中小企業的地區分布特點。按經濟地帶劃分,小企業的數量公布和中部各佔全國的42%,西部佔15%,而小企業的工業總產值東部佔66%,中部佔26%,西部佔8%。這說明東部小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比較大。大約是中部的2.5倍,西部的3倍。小企業占各地區工業生產總值的比重,東部為66%,中部為67%,西部為55%,西部比重明顯偏低。
目前,食品、造紙業和印刷行業產值的70%以上,服裝、皮革、文體用品、塑料製品和金屬製品行業產值的80%以上,木材和傢具行業產值的90%以上,都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我國出口的許多大宗商品,如服裝、玩具、工藝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及一些高新技術產品等,大都是由中小企業生產的。

中國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
記者:我國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衛東:中小企業是緩解就業壓力的重要渠道,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中小企業主要生存和發展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單位投資容納的勞動力(就業容量)和單位投資新增加的勞動力(就業投資彈性)要明顯高於大型企業,在多數領域要高出1倍以上,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就業問題,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的迅速發展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1978-1996年,我國從農業部門賺一出來的2.3億勞動力,絕大多數在小型企業就業。目前全國工業部門就業的人數為105億左右,其中在小型企業就壓得就有101億人左右,佔7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非國有中小企業的發展大大拓寬了就業渠道,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要增長點,特別是在當前吸納安置國有企業下崗分流人員方面發展這種要作用。1997年,我國共有418萬下崗職工在非國有企業再就業。其中,個體私營企業吸納94萬人,197萬下崗職工申辦了私營企業或個體商戶,127萬人進入各類市場從事經營活動。
由於中小企業是社會就業的主要場所,也是全國縣、鄉級政府收入的基本來源,穩定了中小企業,就穩定了全國就業,就穩定了地方財政的基礎,全社會穩定也就有了保障。
記者:中小企業在改革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衛東:中小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力,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動者。
中小企業大多數從事第三產業,貼近市場,貼近用戶,活躍在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領域,促進著市場的發育和市場的競爭的進一步規范。中小企業的這些特性,有利於打破市場壟斷,開展市場競爭。我國改革開放20年的實踐證明,哪些地區中小企業發展較快,哪些地區的時常就相對活躍,反之,中小企業較少,市場也相對呆滯。
相對於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改革的成本較低,操作較為容易,社會震動較小,新體制的進入也較為容易。在改革進程中,中小企業往往是試驗區,是改革重點,難點的突破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改革體制創新的成功經驗,大多來自中小企業,承包、租賃、兼並、拍賣、破產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國有小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中率先試驗和推廣的。中小企業的各項改革,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中小企業在各項改革中的積極探索,對於創造出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和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建立並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做出了重要貢獻。

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的專業化分工
記者:中小企業的結構調整力度,發展專業化,有利於解決重復建設。如何實現中小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如何推動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
衛東:在工業化過程中,往往會形成以大企業為核心的企業群和金字塔形的企業結構,在塔頂上的是大企業,而塔的基礎則是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世界經驗表明,大型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中小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形成比較篤定的配套寫作關系,一方面可以維護自身市場的穩定,另一方面還可以得到大企業的技術支持,並能通過大企業的幫助獲得信貸支持,從而加快中小企業自身的技術進步,增強自我發展的能力。鼓勵生產「精、尖、特、優」產品,進而增強市場競爭能力,支持中小企業向「小而專、小而精、小而優」方向發展是近一個時期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政策取向。
科教興國,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落實科教興國戰略的內容優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要推動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從靠簡單量的擴張,生產一些檔次不高、重復建設的產品,轉變為依靠科技、搞深加工、提高附加值、生產出適應市場需求、消費者滿意、物美價廉的產品,對於中小企業提高市場競爭能力,獲得長遠發展意義重大,要鼓勵中小企業採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節約資源和能源,減少環境污染,生產新產品,提供新的服務項目。國際經驗表明,在技術開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中小企業能夠起到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經過多年來的探索,我國的一些中小企業由小到大,已經發展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力量,如聯想集團等。

改善中小企業的外部政策環境
記者:我國現在改善中小企業的外部政策環境上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績?
衛東:與大企業不同的是,中小企業的發展除了要依靠自身增強競爭力和加強企業間的互助之外,政府為中小企業創造一定的政策條件,提供必要的服務顯得十分必要。當前,要著手在一下幾方面完善中小企業相關政策。
另外,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的金融政策體系也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部分地方,中小企業擔保基金試點的基礎上,研究制定附和中國國情的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制度,提出簡歷中小企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政策措施,初步緩解中小企業獲得貸款擔保難的狀況。
加強和改善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要求,各商業銀行已經設立的中小企業信貸部要積極開展向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業務。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探索建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銀行。
研究附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風險投資機制,拓展多種形式的中小企業創業、風險投資的資金渠道,特別是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投資問題。研究探索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和民間融資的多種有效的方式和途徑,力爭使中小企業獲得政策支持。

建立中小企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記者: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成員,如何更好地建立中小企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衛東:支持設立向中小企業提供各類中介服務的阻止,構造包括政府指導的機構和民間阻止在內的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在開辦費用上,政府給以必要的支持,以使對中小企業的服務做到收費合理,盡量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結合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改革,鼓勵和支持轉崗人員創辦中小企業五福和各類中介服務機構,政府在稅收、信貸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給予一定的支持。逐步開展由針對性的服務,在管理診斷和咨詢、法律顧問、人才培養、信息採集與交流、技術開發、融通資金、市場開拓等方面為中小企業提供必要幫助。
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經濟法律建設,不斷建立和完善有關法律和規章制度。在鼓勵各類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上,我國政府加大了法律法規建設的力度,先後頒布實施了《公司法》、《鄉鎮企業法》、《中外合資企業法》、《中外合作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和《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關於發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指導意見》、《關於出售國有小型企業若干問題意見的通知》等一些法律法規,是中小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獲得了必要的保證。1999年4月,《中小企業保進法》的調研起草工作已經正式啟動。
在中小企業的管理體制上,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長期以來的依據中小企業的經濟成份和行業部門實行「多頭管理」,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負責中小企業的政策制定、宏觀指導和統籌協調的機構,沒有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服務體系。1998年,在我國政府推行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這一問題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解決。在國家經貿委內單獨設立了中小企業司,把過去各部門,各行業分頭管理中小企業的有關職能集中起來,由中小企業司負責全國中小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協調工作。其主要任務是「指導各類中小企業對外合作」。

❸ 新中國小礦發展歷史回顧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近30年以來,礦產資源勘查和開發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為國民經濟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國小礦的發展歷程與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息息相關,和礦業體制改革同步。研究小礦的歷史背景、成長過程對今後小礦的健康發展有著現實的意義,歸納起來可分為以下5個發展階段:

1.2.1 第一階段——初步發展階段(1949~1978年)

1950年,政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暫行條例》,從條例的頒布到1952年已收到巨大成效,全國近10個有影響的煤、鐵礦山及其聯合企業迅速恢復了生產。大部分中、小型的民(私)營礦山也步入了正常生產軌道。國內礦業的生產水平達到或超過了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如粗鋼和生鐵的產量達135萬噸和193萬噸,煤炭產量為6353萬噸。但是,民(私)營礦山企業發展到1956年,經過社會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後,我國非國營經濟成分的民(私)營礦山企業就此消失。1966~1978年,礦業總體上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作,無論礦山數量和產品品種均由國有礦業所控制甚至壟斷。這個階段,小型礦山只是鳳毛麟角,而且是以社隊企業或五小工業的面貌出現的。這個時期是小礦發展的初級階段。

1.2.2 第二階段——有水快流階段(1979~1985年)

改革開放以來,給小礦帶來了發展的春天。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經濟建設對礦產品需求迅速增長,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矛盾尖銳,而我國當時農村大量文化素質不高的富餘勞動力又急需就業。在國有礦山難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大背景下,小礦(當時稱鄉鎮企業)依靠農村原始積累,以土法上馬和粗放經營為特點而迅速崛起。它的發展,大大緩解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對能源和礦物原料的需求,同時解決了上千萬個農村富餘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就業問題。小礦產量在全國總產量中所佔比例,由1978年的不足2.0%提高到1985年的大於30.0%。打破了國營礦山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呈現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態勢。這個時期充分體現了政策放開後,農村急欲脫貧致富、大搞群眾辦礦的特點。但是伴隨著鄉鎮、個體礦迅猛膨脹的同時,也暴露出發展的盲目、無序、分散、粗放等先天不足和政府管理滯後產生的各種弊端。

1.2.3 第三階段——依法辦礦階段(1986~1995年)

隨著《礦產資源法》和國務院3個暫行管理辦法以及各省(區、市)鄉鎮礦業管理辦法(條例)等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對鄉鎮礦山企業明確規定了「積極扶持、合理規劃、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從而使小礦山企業從無序發展狀態逐步納入法制軌道。此階段,小型礦山企業因受市場需求的拉動,基本上與國有礦山企業並駕齊驅。據原地礦部礦管局統計,1986年全國小礦已達12.00萬個,生產礦石5.50億噸(磚瓦粘土礦石除外),佔全國礦石產量的32.0%。以後的10年由於政府宏觀調控不力,片面強調放開、搞活,忽視管好,致使小礦出現了過度發展、惡性膨脹,到1995年年底,全國小礦(含個體采礦)總數已達27.43萬個,開發礦種154個,年產礦石量37.72億噸,礦業現價產值750.49億元,從業人員863.25萬人。礦石產量已佔全國礦石總產量51.20億噸的73.7%(其中包括磚瓦粘土9.17億噸,建築用砂5.73億噸),如果不包括砂石、磚瓦粘土等產量,也佔到43.9%。增產最快的除非金屬建材礦產外,就是小煤礦,從「六五」到「八五」期間(即1980~1996年),17年來全國煤炭增產7.50億噸,其中小煤礦就增產了5.00億噸。特別指出的是1993年小煤礦產量為4.89億噸,第一次超過國有重點煤礦產量,而且以後這個勢頭繼續挺堅。

1.2.4 第四階段——整頓治理階段(1996~2004年)

這個階段針對小礦發展過多、過濫、無序、分散、粗放的局面,通過集中整頓已逐步好轉。此階段初期,小礦已經成為我國礦業和農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據統計,1996年,全國30個省(區、市)(不含上海市)小礦在該省(區、市)礦山數量的比重均超過95.0%,不同礦種產量的比重約為30.0%~80.0%。然而在小礦蓬勃發展過程中各種負面影響和缺陷也凸現出來,諸如:經濟增長方式落後,資源消耗過快,後勁不足,采選技術落後,資源回收利用水平過低,傷亡事故頻繁,破壞生態環境等。因此,隨著1995年《國務院關於整頓礦業秩序維護國家對礦產資源所有權的通知》(國發[1995]33號)的發布,1996年修改後的《礦產資源法》頒布實施,圍繞小礦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覆蓋面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的治理整頓。通過幾年努力,國家總體礦業結構進一步得到了優化,各地依據規劃、產業政策和企業准入條件,嚴格限制規模小、資源利用率低、不具備起碼安全生產條件以及嚴重破壞環境的小礦發展。從1996~2004年包括對小煤礦的關井壓產整頓工作,使小礦總數由1996年的21.42萬個減至2004年的11.62萬個。

1.2.5 第五階段——整頓規范階段(2005年至今)

這個階段初期,小型礦山企業所佔比例已下降,大中型礦山企業所佔比例明顯上升,礦山開采規模結構逐步趨於合理。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對礦產資源需求劇增,刺激了各類投資發展小礦,無證、非法采礦現象反彈,管理部門重出讓礦業權輕監管,采礦秩序再次混亂。2005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全面整頓和規范礦產資源開發秩序的通知》(國發[2005]28號),經過整頓和整合,2007年全國礦山企業124930個,其中小型礦山及小礦為115160個,大、中、小礦山企業比例由2005年的2.59∶3.42∶93.99調整到3.21∶4.61∶92.18(表1.4)。

表1.4 1999~2007年全國非油氣礦產資源礦山企業數變化情況

續表

煤炭資源開發是這次整頓的重點,通過資源整合、逐步實現資源開發的規模化、集約化。2005年全國煤炭礦山企業總數23570個,其中大型礦山企業314個,中型礦山企業491個,小型和小礦22765個。大、中、小礦山企業所佔比例為1.33∶2.08∶96.59。小煤礦與上年相比減少2905個。至2007年底,全國煤炭礦山企業總數23324個,其中大型礦山企業369個,中型礦山企業696個,小型和小礦山企業22259個,大、中、小礦山企業所佔比例為1.58∶2.98∶95.44。從產量統計看:2007年全國原煤產量20.43億噸,大型、中型、小型和小礦的煤礦產量分別為:10.33億噸、3.32億噸、6.78億噸,其礦產量比例為50.54∶16.26∶33.20。與2005年相比,礦山總數壓縮而產量相對提高了。從構成上看,大中型煤礦占行業主體地位,小煤礦山數量及產量所佔比例均呈下降趨勢,產量由約佔一半降到占總產量的1/3。

❹ 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歷史及階段

建國以來,我國企業發展戰略可分為明顯的二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以前,在

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道路的背景下,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法,但實際上實行

的是大企業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後,在「輕紡工業六優先」的政策指導下,我國

工業化開始走向正軌,相應的實行的是中小企業發展戰略。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已進入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又面臨著未來大中小型

企業發展戰略選擇的一個關鍵時刻,如何作出正確的決策,關繫到今後我國經濟長

期穩定、快速、健康發展的大局。

雖然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工業化實行的大企業發展戰略,但這並不排除歷史上

的曾經有過的二次中小企業大發展的經歷。加上改革開放後,以「鄉鎮企業」異軍

突起為代表的中小企業的大發展,我國一共經歷了三次中小企業大發展時期。這其

中雖然也有一些好的經驗和作法,但更多的是深刻的教訓,特別是前二次,十分值

得我們認真地總結。

1
.第一次中小企業大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
大躍進」時期,我國出現了第一次中小企業的大發展。這次中小企業的大發展

是在激進的「趕超』戰略(超「英」趕「美」
)的指導下,為進一步加速我國以重工

業為主的工業化進程,在大企業發展戰略仍然不能滿足「趕超」要求的情況下,不

顧一切地讓不適合重工業發展的中小企業也參與到重工業化進程中來而發生的,它

給我國剛剛走上建設之路國民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和破壞,是一個徹底失敗的中

小企業發展的事例,其教訓是極為深刻的。

首先,重工業一般都是規模效益明顯的產業,不易採取中小企業的形式,而「大

躍進」時期先後出現的所謂土「五小」
、洋「五小」
(
指小鋼鐵、小煤礦、小機械、小

水泥和小化肥等)大都嚴重違反了基本的經濟和技術發展的規律。其次,中小企業

在國民經濟中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穩定經濟、活躍市場、保障就業、促進技術進步

等,而當時人們完全忽視或根本就沒有這種認識和概念,中小企業成了實現某種政

治目的的工具。第三,這次失敗給中小企業造成了所謂「分散化」的壞名聲,破壞

了中小企業應有的聲譽,使人們對中小企業產生了誤解,影響了其正常的發展。

2
.第二次中小企業大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
文革」期間,在農業機械化和為國防服務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再次興起了大力

發展重工業型的地方「五小」工業的浪潮。並在各地經濟「自成體系」的要求下,

各地方各自為戰,重復建設,逐步形成了自給自足的,結構雷同的「大而全、小而

全」的封閉式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次中小企業的大發展造成的影響雖然沒有上次大,

但教訓也是十分深刻的。

除了具有與第一次中小企業大發展時期相同的經驗教訓之外,還帶有如下幾個

新的不容忽視的問題:①是在要求各地建立獨立的工業生產體系中,各地中小企業

不僅具有重化工工業的特點,而且還具有重復建設、結構雷同、
「小而全」等特徵,

從而引起了地區間的資源爭奪戰,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②沒有解決當時日益嚴

重的就業問題。由於我國計劃生育工作上的失誤,當時城市就業形勢已非常嚴峻。

然而,重工業型的中小企業的發展,由於其資本有機構成高,吸收的就業量有限,

因此沒有起到其應有的解決就業的作用。從而導致我國歷史上罕見的奇特的解決就

業問題的方式
--"
上山下鄉」
。③中小企業成為復制古董,重復舊技術的典型,完全有

背於中小企業應在技術創新上起中堅作用的要求。

3
.第三次中小企業大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改革開放後,我國工業化開始由「重」向「輕」的戰略轉變,走上了正確的道

路。在「輕工業六優先」的政策引導下,在農業實行承包制和允許農民經商辦企業

過程中,壓抑已久的中國農民的創造精神迅速以興辦「鄉鎮企業」的形式迸發出來,

城市則出現了大批的個體戶,迎來了我國中小企業的第三次大發展。

這次中小企業的大發展與上二次截然不同,它帶著全新的面貌,以符合經濟發

展階段要求的農副產品加工和第三產業為主的正確的產業選擇,給長期處於徘徊中

的國民經濟帶來了活力,人民生活開始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就業問題得到極大的緩

解,農民進城辦工商企業的願望也得到大的滿足。之後,中小企業一直在我國國民

經濟中發揮著其應有的功能和作用。總結這次中小企業的大發展,應該說是經驗多

於教訓。

從經驗看:①一改前二次中小企業大發展以重工業產業為主的違反經濟規律的

作法,使中小企業走向了以輕工業(特別是以農副產品加工工業)和第三產業為主

的正確的發展道路。由於產業選擇正確,這次中小企業的興起保持了長久發展的勢

頭,道路也是越走越寬,徹底避免了前二次的大起大落現象。

②極大地緩解了城鎮就業的壓力,避免了「上山下鄉」的作法;同時還為農村

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找到了一個好的出路,促進了城市化的加速發展。

③作為中小企業重要組成部分的鄉鎮企業是我國經濟體制「外圍優先」改革戰

略的重大成果,給我國今後經濟體系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戰略的重大成果,給我

國今後經濟體系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對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

作用。

這次中小企業發展的教訓主要有:①由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滯後,各地中小企業

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重復建設,這一方面引發了嚴重的資源大戰,

另一方面還導致了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給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消極

的影響。

②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導下,有些不適合中小企業發展的資源型產業領域,

如煤炭和石油的開采、煉焦、煉油等領域出現了過多的中小企業(煤炭和石油開采

業中有些零星礦點讓中小企業去開采是可以的,但這些小的資源開采企業實際上在

開採的後期都嚴重地違反了開采范圍的限制,對只有大企業才能有效開採的富礦、

大礦進行違法開采)
,它們的過度發展既破壞了環境,又浪費了國家本已十分稀缺的

寶貴資源,給今後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了威脅。

以上就是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簡單歷程。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又到了一個關鍵時期,經濟發展戰略又面臨新的抉

擇。一方面,由於我國工業化已進入中期階段,重化工化的任務又重新擺在了我們

的面前,大企業及企業集團已顯示出明顯的發展優勢;另一方面,隨著國有企業改

革的深入,下崗分流力度加大,就業壓力不斷增加,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獨特

的功能和作用也充分地得到了凸現。

因此,如何選擇下一步企業發展的戰略就顯得尤其事關重大。

從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的關系來看,它們兩者在國民經濟中有許多密切的關

系,又都有彼此無法代替的功能和作用。一個形象的說法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企業

體系可以被看作是一顆樹:大企業是樹的主幹,中小企業是樹的枝葉。

目前我國整個企業體系的現狀是:主幹不強、枝葉也不茂盛,二者都需要大力

發展。只發展主幹(所謂關鍵的「少數」

,讓枝葉枯萎不行;只發展枝葉,沒有主

乾的強有力的支持的也不行。問題就在於如何兼顧,讓他們都能充分地發揮各自的

優勢,這樣才能使國民經濟企業體系這顆「樹」繁榮昌盛。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是「抓大放小」
。目前,
「抓大」已有了明確的政策和

措施,而且經過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放小」如何做,還有待我們認真的

思考。通過以上對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在借鑒國外中小企業發

展好的政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具體的國情,我們將提出如下促進我國中小企業發

展的對策建議。

❺ 誰了解濟源

濟源市位於河南省西北部,是傳說中愚公的故鄉。北依太行、王屋二山,與山西省陽城縣、晉城市搭界;南臨黃河,與洛陽市吉利區和孟津、新安兩縣相望; 西與山西省垣曲縣接壤;東與沁陽、孟州兩市毗鄰。市域面積1931平方公里,其中主城區面積28平方公里, 山區丘陵區面積約佔全市面積的88%,是一座新興的工業旅遊城市。

濟源因濟水發源地而得名,古時濟水與長江、黃河、淮河並稱「四瀆」。從最新考古發現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末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即距今10000年前,人類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這里曾是夏王朝的都城,戰國至兩漢時期「軹邑」以富庶聞名天下。隋開皇16年(公元596年)設縣,1988年撤縣建市,1997年實行省直管體制,是河南省18個省轄市之一。為中原歷史文化名城。

濟源市轄濟水、北海、雙橋、天壇4個街道辦事處,克井、五龍口、軹城、承留、邵原、坡頭、梨林、大峪8個鎮,亞橋、思禮、王屋、下冶4個鄉,共521個村(居)民委員會,3635個村(居)民小組。全市總人口為65萬人。

濟源地處溫暖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區。由於受地形和季風的影響,光、熱、水時空差異明顯,春季溫暖多風,夏季炎熱多雨,秋季天高氣爽,冬季乾冷少雪。年干均氣溫平原區14.4℃,淺山丘陵區13.2℃—14.3℃,北、西部太行、王屋山區低於10℃。

濟源物華天寶,資源豐富。經多年的地質普查與勘探,已查明各種金屬、非金屬、能源、水氣等礦藏41種,探明儲量的有19種,已開發利用16種,主要有煤、鐵、鋼、鋁釩土、石英石、耐火粘土等。全市共有林業用地8.9萬公頃,其中有林面積8萬公頃。茂密的森林為動植物的棲息繁育生長提供了天然場所。全市有各種動物697種,有44種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動物,38種被列為二類保護動物。有各種植物1760種,屬國家和省級保護植物34種。

濟源山青水秀,風光旖旎,境內高山、大河、丘陵、平原交相輝映,文物古跡和文化遺址遍布各地,木結構古建築居全省之冠,文物保護單位達64處。經過強力開發建設,目前已初步形成融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一體的王屋山國家級風景區;以黃河文化和小浪底工程為主要特色的小浪底黃河三峽景區;以尋幽探勝為主的九里溝風景區;以自然山水和獼猴觀賞、地熱礦泉療養為主的五龍口風景區;以供奉千年濟水的濟瀆廟為主的市區中心游覽區。

濟源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交通優勢。焦枝鐵路橫貫南北,電氣化復線已建成營運,侯月鐵路在濟源境內與焦枝鐵路接軌,使濟源成為南北、東西兩大鐵路干線的「丁」字通道。公路運輸四通八達。207國道北抵山西晉城,南接鄭洛高速公路及310國道。新濟公路東起新鄉連結107國道,西達山西垣曲。形成了以市區為中心,以干線公路為骨架,以鄉村道路為基礎,以工業區、旅遊區、沁北電廠、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道路為重點的四面輻射、縱橫交錯的公路網路。

濟源市科教文衛事業同步發展,群眾生活質量穩步提高。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提高,教育事業快速發展,初步形成了以濟源 職業技術學院為龍頭的職業教育體系。群眾性文化活動、農村合作醫療、衛生防疫和婦幼保健等工作也都取得新的成績。率先在全省實現村村通廣播電視的目標。

濟源工農業協調發展,經濟繁榮。農業基礎穩固,盛產糧、棉、油和煙葉,還有山棗、紅果、柿子、核桃、猴頭等土特產品。五十年代濟源就以「五小工業」聞名全國。改革開放以來,濟源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大量引進外資,實施嫁接改造,目前已形成能源、建村、冶金、化工、機械、電子電器、食品飲料、醫葯等八大工業體系,涌現出豫光、濟鋼、豫源、奔月、巨康、濟葯、錦捷等一批大中型骨幹企業,產品暢銷國內外。近年來,隨著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在濟源境內的興建,沁北電廠等一批國家重點工程的相繼開工,進一步加快了濟源經濟的發展。全市 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均居全省前列。先後獲得「全國文化先進市」、「全國體育先進市」、「全國科技工作先進市」、「全國衛生先進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籃球城市」、「省級文明城市」等榮譽稱號。

❻ 文革時期的「三線建設」和發展地方「五小工業」指的是什麼

1、三線建設,指的是自1964年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進行的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其開始的背景是中蘇交惡與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攻勢。三線建設是中國經濟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的工業遷移過程,其規模可與抗戰時期的沿海工業內遷相提並論。由於建設地點都太過偏僻,這種建設方式為後來的企業經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和不便,但是三線建設也成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重要助推器。

2、地方「五小」工業主要指地、縣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工業。

❼ 財政題關於公共財政

公共財政是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主要支出內容的財政分配模式。它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產物。自人類社會產生起,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便存在兩大類需要:個人或私人需要,集體或社會的共同需要。分別滿足這兩大類需要的社會產品便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而提供這兩大類產品的社會機制或資源配置方式亦由此產生:以自給自足為主的自然經濟機制或者市場機制,政府機制。市場機制產生於自然經濟內部,幾乎同自然經濟一樣古老。但只有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供求調節中占據主導地位時,社會經濟體制才由自然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最初歸功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推動。但市場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對立面,市場經濟從自然經濟中孕育、產生並取代自然經濟。作為一種主體性資源配置方式,它是經濟史的產物,不可能逆轉而重新為自然經濟取代。可以說,這正是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可能逆轉的客觀依據所在。人類的經濟史告訴我們,經濟社會運行總存在互相分工和互補的兩大機制,要麼是自然經濟機制同公共配置機制(這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便理所當然地成為政府機制),要麼是市場機制與公共配置機制。我國改革開放前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政府機制幾乎主宰所有現代產業部門,但同時還存在被計劃經濟機制壓抑著卻總壓不跨的市場機制;在我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不發達、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還存在著尚未被市場經濟取代的自然經濟機制(主要在農村,農產品的廣義商品率不超過37%),這只應被看作是一段歷史的小插曲。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在我國,它終將並正在迅速地摧毀並取代自然經濟體制;計劃(政府)機制正在被改革,把本屬於「看不見的手」操作的領域還給市場。我們遠比過去更深入地理解並懂得尊重經濟規律,改革就是這樣的實踐。從經濟體制改革基本成功之日起,政府(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將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自然經濟機制及嚴重越位了的計劃機制之所以被市場機製取代,根本原因在於市場機制無可比擬的高效率。高效率是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歷史前進的動力,而發展是人類社會最大的需求,發展具有人本意義上的本原性動因。因此,效率成為任何一個社會形態都孜孜追求的兩個最高目標之一。市場機制的前提是日益精細和廣泛的社會分工與社會協作,產權的嚴格界定即有法律保障的生產者主權和消費者主權及其可分割和可流動(交易)性。因此市場經濟是分散決策經濟,即,經濟運行的四個基本問題:生產什麼、為誰生產、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均由微觀主體自主決策。自主決策的依據是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信號,價格的本質被亞當。斯密形象地概括為「看不見的手」;革命導師馬克思則嚴密地概括為價值規律。其核心和內在動力則是對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這種追求是無止境的;供求關系及其內在規律又產生了巨大的不停止的外部壓力,這就是競爭的壓力;壓力和動力互生並互相依存,這種最強化的動力和壓力,使效率達到最大化;從根本上說,只有效率最大化才能產生最大化利益。在幾千年的經濟史上,市場機制是人類在經濟社會活動中從不自覺到自覺地篩選出來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和供求調節機制。因為唯有它才實現了激勵相容即壓力動力相容,收益和風險相容並且可以自動達到最大。上下幾千年,縱橫五大洲,不同民族,不同國度的人們都抱著同一目的(盡管他們的目的可能對立),自覺自願運用最大智慧遵循同一個機制決定自己的行為並與他人交易,即使這種交易可能給自己帶來風險和不幸。這就是市場經濟的不可超越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奧妙。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創造出比市場機制更高效的普適性最大的經濟機制,亦即發展機制。資本主義把它的根本經濟制度-產權制度和剩餘索取權制度建在市場機制之上,或者說,把市場經濟作為其制度賴以運行即生存發展的基本方式,從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鄧小平把市場同計劃都定性為一種方法,一種發展生產力(效率是生產力的核心)的方法,它們本身不存在姓資姓社問題,從而把它們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區別開來。這種在中國革命史和共產主義思想史上前無古人的理論勇氣和深邃的睿智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清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礙,也為社會主義公共財政奠定了最牢固的基石。

在一個既定的社會形態里,只能有一個基礎性資源配置機制。資本主義社會從一開始就將市場經濟作為自己的基礎性和主體配置資源機制。而由於國情和國際經濟與政治的原因,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創建之初,採用了計劃經濟體制,它的根本性運行特徵是排斥市場機制,國有制經濟在各個工商領域都占據統治地位,如果把農村的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管理包括在內,則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絕對統治地位。這里的要害在於,國有制經濟即使在完全競爭領域也居主宰地位,由此導致市場機制只起輔助性作用,這種經濟體制從總體屬性上看當然不屬於市場經濟。當我們以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則其基本的制度要求必然是國有經濟從一般競爭領域退出,從不完全競爭領域退出一部分,並且把競爭機制引進政府管制領域。這實際上是把市場最有效的領域還給市場,同時在國有經濟中引進效率機制,使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運作,而不再主要靠政府直接管理和保護生存發展。否則,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便只能是空談。

根據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客觀規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相應地要求作為上層建築核心部分的政府必須轉變自己的經濟職能,從直接管理轉向宏觀間接調控和公共服務;由政府投資開辦競爭性企業到退出對該領域的直接投資,使財政投資支出增量為零,並對存量進行改革改組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而逐步退出;總之由對該領域的資金供給轉為制度供給和服務供給為主。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和政府職能的轉變,作為政府部門的財政則順理成章地進行相應的模式轉換,隨同政府一道退出競爭領域,不再為提供私人產品而控制和配置資源,而是強化它在公共領域的職能作用,從而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權式生產型財政轉為兼顧分權與集權,適當側重集權的公共財政。

建立公共財政不僅出於發揮市場機制的效率優勢,同時也由於市場本身存在缺陷,政府必須運用財政手段去彌補市場失靈,彌補由此產生的效率損失,實現宏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並實現社會公平。市場失靈包括公共品供給困境或「公共的悲劇」(市場機制不能提供純公共品,准公共品供給不足及「搭便車」),外部效應,分配不公,信息不對稱,經濟運行動盪不穩和因壟斷而出現的效率損失、停滯傾向。市場失靈的領域屬於公共需要領域或非競爭領域。既然屬於市場失靈,自然不能由市場機制本身去自發解決,而必須由居於市場之上的一個帶有權威性和強制性的公共機制去解決,唯有政府才能承擔這一職能。市場經濟中的財政職能內容便由此決定,成為滿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重要的宏觀配置資源及調控機制,這就是公共財政。

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發育尚不成熟,因此不僅需要政府及其財政彌補市場失靈,還要求政府及財政承擔培育和完善市場的職能,這在我國表現更為突出。同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我國的市場主體結構不很合理,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退出,為市場主體結構的合理創造了前提,但市場主體結構的真正完善還須依賴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其中主要是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對市場競爭主體民營化的培育;市場要素結構的完善和空間結構的統一也必須有財稅政策的參與。因此,財政職能的公共化是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一個重要的成長孵化器。

職能模式不僅被市場經濟體制一般地決定,職能的具體內容也因市場經濟成長的不同階段而不同。我國的公共需要在具有普遍性內涵的同時,也有自己的特殊內容。美國著名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對西方(實即市場經濟中)的財政職能作了經典概括,這就是至今廣為引用的三職能說:配置資源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和穩定經濟職能。馬氏的配置資源職能是指財政的公共配置,即為提供公共產品配置資源。西方財政並非絕對不為生產領域配置資源,但比重很小,其中又以間接配置如對企業的財政補貼為主。我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一方面,我們正在建立公共財政基本框架,財政將同國有企業一道逐步退出一般競爭領域;但另一方面,財政的直接性生產支出即在非競爭和不完全競爭的生產領域的配置中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在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比重很大。

我國的公共財政為什麼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在上述三大生產領域保持強大的配置功能呢?這由兩個客觀因素決定。第一,我國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發育不充分,市場配置力低。市場配置力是市場配置資源、催生企業、塑造和調節產業結構及調節總供求的能力。市場配置力是市場機製成熟的基本標志,市場配置力的逐步增強屬於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的問題。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地位與作用就在於基礎性和支柱性,基礎產業多屬支柱性產業或行業,因為它們有廣泛而重要的產業關聯度,如鐵路、電訊、鋼鐵、石油、煤炭、電力等,但支柱產業並不一定就是基礎產業,如汽車、建築業,二者的重要區別是基礎產業多處於產業鏈的上游,多為重工業。基礎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並不主要由政府控制或政府所有,完善而強大的市場體系和強大的以壟斷資本集團為核心的私有資本能夠把它們納入自己的配置和調節之中;而在發展中國家則相反,其中主要原因是這兩大產業部門中的企業都屬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建設周期長,高投資、連續投入性強,對管理的要求很高。這使得民間資本非常薄弱、市場體系尚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由政府主辦,造成國有經濟居主導地位。如果由市場機制配置,則勢必時效低,時滯長,甚至無能為力,不能滿足在開放條件下進行國際競爭與國內三大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調整、重塑和完善的客觀需要。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國的民間資本尚無力在正常建設周期內組建大型鋼鐵聯合企業、電力企業、石油企業等基礎產業中的企業集團,更不用說鐵路民航這樣壟斷性較高的行業了。其實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市場配置力低所產生的特有的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也是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不存在一個世界各國同時代統一的市場失靈標准。而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風險、科技高密集度並直接關繫到國家信息安全和經濟科技安全,使得政府必須在其核心部分、骨幹部分保持強大控制力,這是我國國有經濟在不短的時間里尚不能完全退出上述三大產業領域的客觀原因。還必須指出,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也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核心部分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壟斷。

以政府作為配置主體決不等於各級政府都辦這三大產業。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地位作了界定,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地位不取決於其數量,而取決於其質量和控制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就全國而言的;對國有經濟政府要「抓大放小」,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一重大理論突破為國有經濟戰略重組,為市場結構的完善進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確立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為國有經濟從廣闊的競爭領域退出,進入公共領域,並在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保持控制性地位指明了方向和道路。當然,這里的國有企業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進行自身改革,建立市場經濟中的現代企業制度。推論是,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逐步發育成熟,市場配置力逐漸增強,民間資本日益壯大,市場環境日益改善,國有經濟也將從上述三大產業中退出一部分,除極少數國有獨資企業外,一部分為國有控股企業,其餘部分是國有資本不控股的企業,同民營企業共同競爭的開放性格局。只有在那樣的環境中才能磨煉出強大的國有企業,才能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

第二,鞏固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經濟基礎。資源配置是社會再生產的決定性環節,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在資源配置環節中佔有控制性地位,則不可能在再生產即國民經濟內部占據主導地位。在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下,國有經濟不可能在一般競爭領域取得優勢,從而佔有控制性地位,而且一般競爭性產業部門大部分並不是國民經濟中具有控制地位的產業。所以,無論從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還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使命來看,國有企業退出一般競爭領域都是十分必要和正常的。而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既是國民經濟中佔有主導性和控制性地位的產業部門,又是我國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特有的市場失靈領域,也正需要政府及財政去彌補,同時就意味著國有經濟配置資源職能的「進入」和「有所為」。結論是:國有經濟退出完全競爭的產業部門,在不完全競爭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保持控制性地位,無論從哪方面說都具有現實的客觀必要性和理論的科學性。

公共財政的另一職能是穩定經濟職能。馬氏僅提「穩定經濟」,它適應了也概括了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純」公共財政的調控性。但套用到我國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中帶有明顯生產性的公共財政上,就遠遠不夠了。我國著名財政學家陳共教授首次把這一職能表述為穩定與發展職能(1)。僅補充了「發展」兩字,卻深刻而准確地把握了我國國情和我國財政職能的特殊性。我國財政的發展職能同我國財政配置資源職能中的生產性配置和對科學文衛事業的公共配置都緊密依存。發展是經濟社會結構的改善和不斷優化,是素質和效益的提高,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社會進步。我國財政的生產性配置,重點在於三大結構的塑造和調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2),教育和培訓已成為人才養成的基本途徑。科技與教育既是發展的重要內容,更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發展科教事業已成為黨和政府的重大戰略方針,成為財政公共支出的重點。因此,發展職能是我國財政的特殊性,也是它的優勢。如果說對資源的公共配置是公共財政職能的主體,那麼,發展則是我國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核心和本質。因為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是「硬道理」,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包括改革成功的關鍵(3)。我國財政的模式特徵是發展型公共財政,政府必須承擔規劃和組織發展的職責。中央政府啟動和組織了西部大開發,政府的財政投入驅動著西部大開發就是明證。西部大開發是集中了三大結構的塑造和調節,推進公共產品大體均等化的大手筆。當然,隨著市場配置力的增強,財政的發展職能的內容範圍也將有所改變。

我國公共財政也有收入分配職能,通過收入手段如稅收和支出手段如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公平。但在社會公平的內涵上,社會主義財政有更高的更徹底的動態標准,這就是鄧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被鄧小平列為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核心和歸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根本目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當然必須是政府及其財政進行收入分配的根本職能目標。社會主義財政學的財政職能理論如果只簡單照搬馬斯格雷夫的三職能說,作一般地套用闡述,固然不無必要,但既不指出其產生的特定製度背景和體制內涵,又不分析它在中國土地上的必然改變和發展,把西方發達國家的財政職能毫無辨別地等同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職能,還有多少長久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呢?

不論是成熟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還是發展中大國,公共財政及其職能都有層次性劃分。這種劃分有兩個客觀依據,一個是公共品本身的層次性分類:全國性公共產品和地方性公共產品;另一個是政府及其公共職能的層次性劃分;中央政府及其職能,地方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這兩者統一的表現形式便是分級分稅的預算管理體制。這是一般規律,我國的公共財政自然不例外。但是,我國公共財政職能的層次性劃分又有自己特有的客觀依據和突出特點。這一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從國有經濟的戰略分布上產生:中央政府所屬的國有資本和地方國有資本。國有經濟的戰略布局為我國公共財政及其職能的層次性劃分增添了新的內容。由於國有經濟中的資本部分主要由大中型骨幹企業組成,他們不僅是必須創造經濟效益的企業,更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平台和工具,還是科技「國家隊」的主要陣地。因此,國有企業必須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級,以充分發揮其基礎性、支柱性和控制性等全局性功能。

省財政是地方財政中主導性的環節,又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的樞紐,既是公共財政,又有一定的生產建設性投資支出。第一,省財政的職能內容為滿足地方公共需要。在分稅制財政中,地方支出是大頭,只有地方支出具有公共性,才有財政的整體公共性。我國財政的生產建設性主要體現在中央財政支出上。由此,省財政應堅決、積極、穩扎地從一般競爭領域完全退出,把一般競爭領域的地方國有企業全部逐步民營化,把主要財力投入地方公共需要的滿足,改善地方經濟環境與自然環境,投入科教文衛、人力資源開發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促進地方社會事業發展,推進共同富裕進程。如果省財政不完全退出一般競爭領域,則建設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便成為一紙空文,而且勢必重蹈低水平重復建設的覆轍,重演區域產業經濟同構化和「諸侯經濟」的惡性競爭。在我國加入WT0,直接融入國際大市場的環境下,這無疑不僅是地方財政的風險,更會匯集成中央財政的風險。在21世紀前半葉,我國國有經濟將在基本完成「三改一加強」後,進入新的增長和發展時期。這必然對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教育科技條件提出更大更高的要求,其標准將是世界當代水平的。為了實現未來的大發展,我國產業結構必須加緊調整升級,中央財政將面臨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的巨大壓力。因而在基礎設施、環境建設等方面的投入相當大一部分肯定會成為地方財政的重頭戲。地方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軌,是我國下世紀中葉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的必要條件。

第二,今後不短的時間內仍有必要在省(集中於中心城市)一級保留少量國有資本。中央所屬國有企業以為宏觀經濟運行服務的大中型骨幹企業為主,而省屬少量非完全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則以地方受益的中型為主,不排除擁有個別面向大經濟區或全國乃至國際市場的大型地方國有企業;就其功能來說,省屬經營性國有企業應該有明顯的地方特點,作為構築中觀(區域)特色產業布局的支柱而發揮作用,為區域市場和地方經濟發展服務。

第三,同我國的區域經濟分工和產業特色相適應,我國地方公共財政在很長時間里將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地區差異。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經濟帶和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國有經濟在各省(區)經濟中的比重存在較大的差異,對各省的改革開放及地方經濟特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必然會制約我國的區域財政分配關系。從全國范圍看,省級公共產品和准公共產品的供給尚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均等化,我國的區域財政關系是不同步富裕財政與共同富裕財政的辯證統一;共同富裕也是有層次的、漸進的。鄧小平多次指出,一部分地區首先富裕起來,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條件。發展區域經濟之間的產業分工,既有利於大力發展特色經濟,也有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競爭力的增強,作為區域經濟支柱的少量地方國有骨幹企業就顯得十分必要。

市縣財政不僅要完全退出競爭領域,而且要退出基礎工業,建成公共服務型「純」公共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縣的自然資源條件(較大規模的自然資源多為國有或省屬),科技、人才條件及財政實力,都不允許支撐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及與市場風險相伴隨的競爭性地方國有產業的運轉。目前市縣所屬企業大多數為一般競爭領域的小企業,而抓大放小是國家向社會主義公共財政轉軌時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改組的大政策;市縣財政尤其是縣財政普遍比較困難,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市縣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這還不包括對「五小工業」所產生的嚴重污染的治理。因此可以說,市縣財政完全退出競爭領域和基礎工業是振興地方財政、完善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市縣公共財政的前提。地級市和縣城是今後幾十年我國城市化的重點和主體,市縣兩級的城市化對我國農村近兩億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將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硬體基礎設施和軟體環境建設,都屬於公共產品供給,城市化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又培育了極為深厚的稅源。城市化更加需要公共財政的支撐。

鄉鎮財政是我國財政的最基層。鎮和鄉雖屬同級,但建制鎮的建設與發展對公共品供給的要求同縣城大同小異,而與鄉財政職能內容在今後相當長時間里將有很大差別,在職能建設上必須予以高度重視。與市縣財政相比,鄉財政公共供給的內容相對簡單。由於鄉政府職能財力有限,直接面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因此滿足鄉公共需要,主要表現在為基層政權建設和確保一鄉平安服務,為「三農」提供公共服務,並不直接介入農業生產經營。目前鄉鎮財政是職能最不成熟最不規范的一級財政,事權大於財權,機構職責過多,人浮於事,不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也使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因此,鄉鎮宜進一步歸並,一個縣(市)下轄五六個鎮(鄉),機構砍一半,人員也砍過半,凡不屬純公共服務的機構一律撤消,使鄉鎮的公共服務職責或事權同財權真正對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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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農村的五小工業都是什麼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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