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之處

❶ 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好處和不足之處

好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就業率。壞處：加大了環境污染，農業用地減少。

❷ 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歷史與社會8下)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史上，20世紀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在取得一定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犧牲了一定的社會發展，如環境惡化、溫室氣體排放超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等，這些都使那些華麗的增長數字顯得暗淡無光。尤其是「貧民窟」，這個被初到某些剛剛探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的遊客稱之為「景緻」的字眼，在從事社會經濟研究的學者眼中卻顯得那樣的刺眼。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從而形成與經濟增長格格不入的沖突。本文試圖從農村勞動力流動這個角度闡述「農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國家城市化問題，來影射中國大陸目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現象：城市化與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拉美國家普遍走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區的城市化也進入一個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區的城市人口(2萬人口以上的市鎮居民屬於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1.6%，1980年達到65.6%，已接近於歐洲的城市化水平。(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頁)根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2002》各國的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阿根廷為89.6%，巴西為79.9%，墨西哥為75.4%，最高的烏拉圭為92.6%。到2010年，預計上述四個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將分別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烏拉圭93.7%。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墨西哥城(1640萬人)、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1387萬人)、巴西聖保羅(1300萬人)、里約熱內盧(1000萬人)都已躋身於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來說，城市化是以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徵的一種歷史過程，不僅表現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演變，而且此過程還伴隨著精神、文化、觀念的無形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讓人類享受工業文明的同時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擾，生活貧困、住房緊張、供水不足、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正威脅著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體健康。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範效應更加速了這種「城市病」的流行。實際上，在拉美國家還存在著一種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失控的城市化過程。許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學者指出，城市在空間上的擴張比人口膨脹更快。主要原因是，由於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和城市地價及生活費用的上漲，數量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絕。大多數是由農村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組成)開始遷移，從原來相對靠近市中心的簡陋住所向城市周邊地帶轉移，逐漸形成環繞城市的大片貧民區。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近些年出現的講究生態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發達國家，一些中、高收入階層逐漸放棄市中心地區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區轉移。如在日本，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城鄉差別幾近消除，農村的居住生活條件不亞於城市，且在住房面積、空氣質量上農村更有優勢，所以日本出現了白天到東京上班，晚上回到千葉縣、琦玉縣和神奈川縣居住的「遠距離上班族」。因此，這是兩種意義迥然的逆向城市化，發達國家的是一種追求生活質量的選擇，而拉美國家的是一種低收入階層被社會邊緣化的無奈。

二、原因：一個模型與一種合力

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不可能迴避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他在其著作《二元經濟論》中首先假設了一種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即維持生存的傳統的、自給農業部門及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資本主義部門由於把剩餘再投資於新資本的形成，從而擴大並吸收了更多的人從自給農業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餘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這個過程要一直繼續到剩餘勞動消失為止。盡管劉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務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但他卻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兩條思路。第一種是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劉易斯認為，在二元經濟模型中，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將剩餘價值再投資於生產過程，而不是消費。能夠忠實地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工業家階級。這樣，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不斷進行，整個社會勞動力大部分從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流向現代化的工業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劉易斯模型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歸結為工業化的過程。第二種是勞動力的地域轉移。按照劉易斯的理解，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都分布在農村地區，而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都建立在城市。伴隨著資本形成的不斷擴張，農業剩餘勞動力被不斷地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也就同時實現了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劉易斯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主要是看成一個鄉村人口的城市化問題。當農村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被城市部門吸收時，農業部門的工資上漲，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隨之消失，勞動力在農業及工業、農村與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工業化及城市化達到了一個合理的、較高水平的基礎上，開始一個具有現代化水平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拉美國家的二元經濟特徵也十分明顯，不僅體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而且還反映在農業內部，同時由於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偏高，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於是，剩餘勞動力先是在農村由傳統農業部門向商品農業部門流動，繼而由農村向城市流動，最終完成了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急劇城市化過程，我們稱之為「農民的城市」。而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種合力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發揮著作用。

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離心力」。早在戰後初期，拉美國家就形成了有關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兩種意見。一派觀點認為，農業的核心問題是分配問題，必須通過深刻的社會變革來實現農業資源由一些社會集團向另一些社會集團的大量轉移，才能使問題獲得解決。也就是說，這一派主張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認為，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傷害任何人，而是應當走技術變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頁)觀點的對立反映了拉美國家不同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對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國家在歷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佔有制度。這種不合理的土地佔有結構的特徵是一極為種植園、庄園和牧場的大地產，一極為為數眾多的小地產，中間是一部分中等規模的地產主和佃農。而大地產主集團是拉美各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享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能夠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這就決定了拉美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偏向於第二種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佔有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緩慢的技術變革來進行。盡管在20世紀50-70年代，部分拉美國家進行過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於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後進行的兩次土改消滅了農村的大庄園制度和富農經濟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這樣，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以大中型為主的農牧業經營單位由傳統的經營方式逐步向現代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轉變，同時在持續實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過程中，原料與初級產品出口創匯的地位不斷強化，更加刺激了企業規模化經營的熱情。這些大中型企業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來的大地產主，而另一部分則是投資於農牧業的本國或外國資本家。他們在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壓力集團，攫取了大量有關農產品價格、農業信貸、技術援助等政策優惠。他們的崛起加速了中小農業企業的分化，使農業部門逐漸形成現代企業與從事自給自足生產的傳統農民企業長期並存的局面。在這種農業現代化模式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便呈現以下兩個特點：其一，相當數量靠打短工維持生存的無地勞動者形成現代農業企業僱傭勞動力的儲備軍。但是，拉美的現代農業企業不具有中國80年代鄉鎮企業就地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潛力，由於它季節性、臨時性用工的特點，使得這支儲備軍常年在農村流動，甚至跨國流動，他們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發農村向城市的自發移民潮。據統計，1950-1960年期間，拉美農村人口的增長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間，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不到100萬，70年代每年超過200萬。(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頁)

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區的主要城市形成於殖民地時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來印第安人農業社會發展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歐洲各宗主國、特別是西班牙出於強化政治統治需要而「超前供給」出來的，待殖民地的政治、軍事、宗教等統治機構及其相應的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被集中到這些城市後，經濟功能的需求才「追隨而至」，因此，拉美國家城市的布局結構存在歷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區發展不平衡，這一點在後來的工業化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城市人口集中於首都則成為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於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於聖地亞哥；阿根廷、烏拉圭兩國首都的人口分別占本國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頁)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現爆炸性增長，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業化的迅速擴張創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1929年以前由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帶動的國內工業品市場的形成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在遭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後，由出口部門的衰退或增長不足而引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勞動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強大的支撐作用。其二，人口增長過快。一項統計資料表明，歐洲在1920-1970年期間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經過了50年；拉丁美洲則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內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這25年中的人口增長率要比歐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長率高出1倍。(轉引自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頁)其三，城市的就業機會、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形成農村剩餘勞動力美好的「心理預期」。因為勞動者也是理性人，只要進城的預期收益大於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和遷移成本之和時，他們就會做出流向城市的決定。他們認為，即使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質量也要高於農村。

綜上所述，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農村剩餘勞動力必將大規模、無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國家這個過程無疑是過快、過猛了。

三、現狀：勞動力市場

可是，現實情況並不像他們所做的比較公式那樣簡單，至少在計算預期收益時要考慮就業機率這個因素。因為在城市裡居住下來並不等於能夠100%就業。

從需求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受到排斥。首先，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出現了偏差。在20世紀60年代初，拉美國家在結束簡易進口替代(非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時本應轉換模式，但是，它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直接進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的進口替代，試圖「跳過非技能性勞動密集型初級出口替代次階段」。眾所周知，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對資金、技術和設備要求很高。他們傾向於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採用，結果一定量的資本增加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會越來越少。這恰恰成為對上面所提到的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挑戰，因為劉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一勞動比例始終是不變的，只有這樣，工業部門的發展才能源源不斷地吸納從農村轉移過來的剩餘勞動力，而拉美國家的實際情況證實了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犧牲了社會公正。拉美國家在1982年的債務危機之後，開始了深刻而廣泛的結構改革，而這場改革深受以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私有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其中大批國企被私有化，城市失業變得更加突出，城市貧困有增無減，這與劉易斯模型有關農村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業的假定又發生沖突。最後，拉美國家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能力在減弱。1981—1990年，拉美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991-1998年，上述兩項指標分別為3.5%和1.7%，仍遠遠低於1950-1980年期間分別為5.6%和2.8%的水平。

從供給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不適應市場需求。首先，相對於「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長」的90年代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勞動力的供給卻處於歷史上的高峰期。據統計，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6%。(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其次，農村剩餘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沒有獲得職業培訓，他們無法適應現代工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同時性別、年齡也成為他們就業的障礙。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國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印第安人，他們長期受到壓迫和歧視，從總體上說處於農村最惡劣的境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喪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發了印第安農民武裝起義，打響了「反全球化第一槍」的「符號革命」。

綜上所述，拉美國家城市中勞動力供給(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遠遠大於勞動力需求的矛盾和勞動力(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技能與素質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將成為「超前」城市化引發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其結果導致城市經濟中的「第三產業化」、城市建設中的「貧民窟包圍城市」。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城市化將被鎖定在「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中。所謂「第三產業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包括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湧向各式各樣的商業和服務行業這些「城市非正規部門」，使之成為各種隱蔽性失業集中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第三產業，後者包含要求勞動素質很高、報酬也很高的現代服務部門，如金融業，而這種就業結構的「第三產業化」意味著農村的就業不足轉嫁到了城市，使城市傳統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原有的醫療、教育、交通等服務設施嚴重超載，加之生活費用攀升，大量涌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只好遷移到城市周邊，結果造成「貧民窟包圍城市」的尷尬局面。由於政府沒有在適當時機控制這種無序、大規模的農民自由流動，而有限的資源又用於擴張中心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這種「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不可避免。當前，拉美國家急需探索一個適合國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結

農業現代化的偏差形成的「離心力」和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導致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中心城市的無序流動，加之城市中就業壓力居高不下，這些低收入階層被市場和社會邊緣化，結果形成拉美國家獨具特色的「農民的城市」。中國與拉美國家一樣同處於發展中國家之列，因此，借鑒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有現實意義。首先，劉易斯模型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發展農村的工業就地吸納勞動力，減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時適當抑制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為工業的分散提供有利條件，保證國內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其次，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最後，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

❸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給我們帶來了哪些好處和壞處

利: 工業化、城市化的好處：生活條件改善；物質更豐富；生活更方便；人類文明不斷進步；加快經濟發展，促進二、三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村發展，改善地區產業結構，推進科技進步，提高區域整體發展水平、利於城鄉交流 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增加就業率。
弊: 出現「城市病」；工業污染、環境惡化；交通堵塞；人口膨脹；住房緊張；失業人口增加；治安問題等等 總之，我們要理性科學地對待，順應其發展，要愛護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做好城市規劃；加強對城市的管理；合理進行產業布局等。1 環境質量下降 2 交通擁擠 居住條件差 3 增加就業困難 失業人數增多。城市化問題加重：環境污染、就業壓力、交通狀況、住房緊張、社會問題的加劇。
拓展資料
1、通俗來說，工業化是指工廠擴張，城市化指小城鎮向大城鎮發展。 具體區別如下： 工業化通常被定義為工業（特別是其中的製造業）或第二產業產值（或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以及工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
2、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也稱為城鎮化，是指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其社會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型社會向以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等非農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型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續發展理論，積極穩妥地推進城市化進程，是21世紀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城市化進程包括四個階段，即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聯合國碳熵行動綱領是人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指導綱領，讓佔地球2%面積卻消耗地球80%資源的城市可持續科學發展。
3、1782年英國人瓦特發明了蒸汽機，標志著世界工業化的開始。 世界工業化始於18世紀的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工業革命是指用機器生產代替手工勞動，從工廠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轉變的過程。隨著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確立，加速了圈地運動，產生了大批無產者。同時海外貿易和殖民地的開發，使大量財富集中到英國資產階級手中。另外經典力學、熱力學等學科的理論創新也為工業革命帶來了契機。
4、17 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聯盟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度，從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國家。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加速推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措施，促進了工業革命各種前提條件的迅速形成。 英國工業革命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到19世紀中期基本結束 。 中國的工業化始於解放後，新中國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容的核心就是「一化三改造」。一化就是建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三改造就是逐步實現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❹ 城市化快於工業化和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各自有什麼問題

先把這兩個概念搞清楚。
什麼是城市化，什麼是工業化？
城市化後，工業化必定受到遏制。因為工業化是和環境污染密不可分的。
工業化後，在城市化，就存在諸多發展限制了。

❺ 城市化的好處和弊端

一、城市化的好處：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環境，例如：通過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設施、綠化環境等措施，使得環境向著有利於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和促進社會發展的方向轉變，降低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壓力。

作為區域發展的經濟中心，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而區域經濟水平的提高又促進城市的發展；促使生產方式、聚落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等的變化。

1、人口轉化

城市能夠創造出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大量吸收農村剩餘人口。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四產業逐漸轉移。

2、產業調整

城市化過程能夠卓有成效地帶動廣大農村的發展，有利於改善地區產業結構。

3、工業發展

城市化有助於提高工業生產的效率，工業化使城市化獲得持續推進的動力。

4、科技進步

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信息化的推進，使現代化大城市成為主要的科技創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進而提高區域的整體發展水平。

5、文化交流

城市文化向鄉村廣泛地擴散和滲透，影響著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並提高鄉村的對外開放程度。有利於城市與鄉村的交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6、發展的動力

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動力無非兩種，一種是推力，一種是拉力。推力指使人群離開鄉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引人群來到城市的因素。

推力如人地矛盾加劇，自然災害頻發，收入低，生活水平差，社會服務資源短缺等；拉力如就業機會多，社會服務資源豐富，交通便捷，文化設施齊全等。

二、城市化的弊端：

1、生物圈

減少生物多樣性

2、岩石圈

導致耕地面積減少，土壤污染，地面下沉

3、大氣圈

空氣污染。加劇熱島效應和溫室效應

4、水圈

下滲減少，地表徑流增多；水質惡化；水資源短缺；酸雨

5、交通

交通擁擠

6、住房

住房緊張

7、就業

就業困難

8、社會秩序

社會秩序混亂（高犯罪率）

9、道德風氣

道德風氣日下

10、社保

社會保障壓力快速加壓，社保缺口難於填補。

11、經濟影響

地價上漲，成本上升。

12、糧食問題

農民大量離開原耕種土地，棄耕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國糧食進口率逐漸增高，使得人口大國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存在隱患，這不利於中國國家發展和政局穩定。

13、大城市病

當今中國的大城市病已經相當嚴重。交通擁擠、資源緊缺、城市居民生活質量下降等問題在困擾著城市的進步。中國大城市的建設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圈開始在中國部分地區出現，而許多特大城市也開始著手興建「衛星城」希望能解決大城市病的諸多問題。

14、城市職能轉化

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大體上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集中化」為特徵，第二階段則以「分散化」為特徵。於是，以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帶」發展較快。

中國一些發達地區，比如北京、上海、廣州，已出現了生活富裕起來的階層從城裡向郊區遷移的趨勢，也就是說，進入了城市化發展的第二階段：「市郊化階段」。發展「城市圈」「衛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職能和周邊郊區職能的轉化和協調發展。

城市化的過程，就是不斷現代化的過程，中心城市應該不斷加強「城市帶」和「區域經濟」的規模、布局、功能的完善。城市職能的不斷演進，是中心城市良好發展的前提，同時也是解決大城市病、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

(5)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之處擴展閱讀：

城市化的方面：

1、旅遊

「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是以人為本的城市化。可以說「城市化」並不等同於「工業化」，以旅遊業為導向的「非工業化」城市化模式，是一條非常重要和值得推廣的新型城鎮化發展之路 。

首先，要牢牢把握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方向，把「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作為實現城鎮化的主導性原則，引導城鎮化建設走「美麗」之路，讓「美麗中國」成為宜居、宜業和宜游的中國。

其次，要堅持保護和傳承地方文化，維持和強化地方個性，把文化塑造作為牽引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並通過文化建設使地方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得到同步提升。

再次，要旅遊規劃、組織好產業業態，旅遊導向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倡導的是「非工業化」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要以旅遊業、文化創意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現代新型的實體經濟為主體，

構建具有突出特色的「以人流帶動物流、資金流」的新型產業結構，用創新的業態創造出比傳統業態更好、更高、更有質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績效。

最後，要著力提高旅遊產業的經濟貢獻率和社會貢獻度，以旅遊產業的高貢獻率使其成為支撐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性、主導性產業，同時發揮旅遊產業吸納就業數量大、容納就業口徑寬等優勢，

使其成為承載地方就業的基礎性行業，讓旅遊業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吸納地方就業、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旅遊的介入可以解決城市化過程中的產業問題，還有城市化過程中基礎設施、農民福利、城市建設等的誰來投資的問題。產業的布局發展問題解決了，也就從根本上解決投資問題和發展問題。換而言之，就是用旅遊來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

2、人的城市化

中央多次表態城市化是我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在城市化大趨勢的市場背景下，各地熱衷於新區、新城的報批，一些新區、城市副中心規劃大批量出台，預計未來將會有大規模新城涌現。

首先，調整與改革地方政府業績評價指標，弱化GDP等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導向的指標，強化一些新型的集約型的經濟評價指標。

其次，從調控角度而言，通過長效調控機制穩定宏觀經濟發展預期是避免炒房的基礎。形成了相對穩定宏觀經濟發展預期和房地產市場發展環境，這樣才會避免房地產投機與炒房市場行為，防止房地產市場投資過熱而出現的「空城」現象。

第三，房地產不再依靠「政策市」這條路來刺激區域規劃與房地產市場開發，而是根據區域產業布局需求，使城市、資本、產業與人口的協調發展，逐步進行城市化的過程。

第四、發展產業新城，要產業先行，切實做到「產城融合」。

❻ 工業化和城市化有哪些利益和壞處

21世紀的中國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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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要讓一部分農民進城，但又不僅是讓農民進城，更重要的是通過進城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結構的改變，使他們能有尊嚴地參與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鎮中的現代生活。

城市化不是簡單地等於城市建設數量增加，而忽視產業結構的優化，自然資源配置的優化以及城鄉協調發展。更不能是只顧城市，不顧農村。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農業發展的基礎之上，而且要市場主導，政府有效引導，二者有機結合，是城市化健康發展的有效保證。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顧條件，一味追求速度。

■大勢觀察■朱鐵臻

21世紀，我國進入了城市化發展的新時期，也出現了許多值得研究和關注的新問題。

一、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

中國是在農業人口眾多，耕地資源十分有限，自然資源環境承載力總體脆弱的情況下推進城市化，中國城市化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從1950年到1978年的28年，城市化率由11％增加到18％，增加了7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28個百分點。屬於慢速發展的城市化階段，自1958年起實行嚴格的戶口改革，限制農村人口進城。從1978年到1998年城市化進入穩定發展時期，1998年城市化率達到33．35％，20年間平均每年提高0．77個百分點，中國的城市化開始進入了快速的發展時期。從1998年到2005年，全國總人口從12．47億增加到13．075億，城市化率提高到43％，年均增長1．42個百分點，城市人口達到5．63億（其中主要是有統計口徑變化的因素，實際不可能有這樣的超高速增長）。

未來15年是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重要階段。據預測201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達6．5億左右，城市化率將達到47％，平均年增長速度為0．8個百分點。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達到60％左右。如果屆時全國總人口將達到14．7億，城市人口將是8．4億，農村人口6．3億。

從歷史角度看，我國人口歷來是流動的，不是固定不動的，不少城市就是移民城市。比如上海過去比較多的是寧波人、蘇北人，真正的本地人沒有多少；深圳就更不用說了，絕大多數是外地移民。實際上我國解放初期，人口也是自由流動的，直到1958年開始，才把戶口管死了。人力資本的發展主要就是靠流動。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發展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不僅對中國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將會大大推動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將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巨大的人口遷徙和生活方式的變更，而且必將深刻地影響著世界。對於世界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都有歷史意義。

二、走出城市化認識的誤區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城市化的概念、內涵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大多數根據不同的學科和自己的專業作出不同的解釋，這種爭論還會長期進行下去。為了更好地推進城市化進程，使其健康發展，正確把握城市化內涵，提高認識是完全必要的。尤其要走出當今城市化認識上的誤區。

（一）城市化不是簡單地等於農民進城。即，城市化≠農民進城。

城市化是要讓一部分農民進城，但又不僅是讓農民進城，更重要的是通過進城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結構的改變，使他們能有尊嚴地參與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鎮中的現代生活。國際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鎮內的人口總數占該國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市化水平，這在操作上比較簡便，也利於橫向比較，但這種城市化的內涵缺乏全面性，容易產生重城市化數量，輕城市化質量。城市化過程最重要的應通過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吸收他們進城市定居，改變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實質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單純的人口城市化。進城的農民，不僅當做外來的勞動力，而且要當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並逐步達到減緩城鄉收入差距的長遠目標。同時城市化還包括農村生活方式的變化。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綜合的現象。大量的農民進城打工，不能在城鎮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沒有解決，還可能出現新的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這正是城市化質量不高的表現。

（二）城市化不等於城市建設、城市無限擴張。即，城市化≠城市建設與擴張。

現在有一股風，一說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鎮建設與擴張。城市無限擴大，小城市要迅速變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變成大城市，大城市要盡快成為特大城市，甚至國際城市。

城市化必然會促進城鎮發展和規模擴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簡單地等於城市建設數量增加，而忽視產業結構的優化，自然資源配置的優化以及城鄉協調發展。更不能只顧城市，不顧農村。不能只建設城市，而不建設農村。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農村的事，中央十分強調城鄉統籌。在城市化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時，必須及時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城鄉統籌發展。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縮小貧富差距，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民增收。要從政策導向、物質支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方面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即，城市化≠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個漸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社會轉型過程。城市化要建立在工農業發展的基礎之上，而且要市場主導，政府有效引導，二者有機結合，是城市化健康發展的有效保證。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顧條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現的問題會越多。城市化要由經濟發展水平，就業崗位的增加來決定。過分強調城市化率會帶來巨大風險。大量農民進城找不到工作崗位，會帶來生活、社會、環境、治安等一系列問題。我們要避免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區的過度城市化教訓，加強城市化過程的宏觀調控，要扎扎實實地推進速度、規模適度的高質量的城市化。

總之，城市化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徵，經濟結構轉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更才是城市化的內在動力和實質內涵。而廣義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組織、行為規范、道德准則、價值觀念等）的變更則是城市化的綜合結果。城市化是伴隨著經濟增長、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和社會變遷的一個發展過程，是經濟生活空間的轉移、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國民意識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轉變的文明過程。城市化的對象不單是城市，也包括農村，也是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逐步城市化的過程。同時與區域的發展也是緊密聯系的。

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戰略和動力機制

加快城市化進程，必須要有正確的戰略指導和尋求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按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戰略方針，這種戰略也有人稱之為體系化戰略。即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形成結構有序、優勢互補、功能配合、共生共進、和諧高效的城市化體系。體系戰略，它有利於吸納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利於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有利於不同人的需求及其對不同類型城市的自我選擇。
進入新世紀後，國家「十五」城鎮化發展規劃中，在強調把「發展小城鎮作為推進城鎮化重要途徑」的同時，進一步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多元化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根據世界經驗，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超前發展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規律。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現代化的主體，是國民經濟的精華所在，也是一個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的支撐力量。當前，我國大城市的發展還有一定的空間，特別是中西部省區還缺少足夠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所以，適當增加大城市的個數及其比重是必要的，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不能過度發展，城市規模不是越大越好，盲目擴張會帶來許多負效應，如房價高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治安惡化等多種「城市病」。
在大城市發展的同時，有條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擴大規模，發展成為適度的更優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要求 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劃下得到合理發展。
選擇和確定國家、地區的城市化戰略，一定要符合國情和所在區域的實際情況，走低成本、節約型、空間布局「緊湊型」、集約化的協調發展之路。不要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過快過大的城市規模擴張，追求高、大、洋、國際化等，導致無序擴張，大量損耗資源，包括土地、自然空間等。中國絕不能走高成本、浪費型的城市化道路。要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城市化發展道路，建立完善的節約資源的體制和機制以及節約資源的法規、標准和監管體系，實現和諧的城市化。
城市化戰略最重要的緯度是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城鄉利益的「共贏」。這雖然是一個兩難的抉擇，但又必須是堅定不移的。21世紀的中國城市化要走出一條不同於傳統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變相地剝奪農民利益，大搞「圈地運動」，實現城市化的「原始積累」，也不能聽憑「城市病」蔓延，犧牲城市生活質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國家「過度城市化」的陷阱。
城市化離不開工業化，但中國未來城市化的動力機制不僅是靠工業化，不是所有的地區都要建成製造業中心，而是同時需要依賴於服務業的大力發展。當前我國城市化發展是以新型工業化作為主要推動力量，但當人均GDP3000美元以後，城市化水平達到50％以上時，第三產業發展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將會起到主導作用，成為城市化深入發展的後續動力。同時要與基礎設施的布局、水資源的分布、人口和資金流動的方向等相協調。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做好規劃，處理好城市發展容量與土地利用、新老城區建設的關系，創造有利於城市化發展的體制環境和政策環境。
中國當今的城市化不能單純以數量擴張為主，要十分注重質量。而提高城市質量和居民生活質量，改善人居環境，我們有一段較長的艱苦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❼ 目前中國城市化建設進程主要面臨了哪些問題

1. 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是現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三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我國目前正處於城市化的加速時期，城市化建設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以城市人口增長為標志的城市化率穩步提高。
2.伴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貧困問題、公共安全管理問題、資源短缺問題、城市化與產業結構不協調問題、城 市特色危機等問題也隨之出現，這些復雜的問題交錯在一起，不僅會阻礙我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也會帶來一系列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必須要科學妥善地加以解決。
拓展資料
1.城市化特點。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1)政府是城市化動力機制的主體。(2)城市化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區域發展受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制約。(4)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優先於地域轉換。(5)城市運行機制具有非商品經濟的特徵。
這種城市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城鄉之間相互隔離和相互封閉的「二元社會」。這里所說的二元社會結構，是指政府對城市和市民實行「統包」，而對農村和農民則實行「統制」，即由財產制度、戶籍制度、住宅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就業制度、養老制度、勞動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體制度所造成的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構成了城鄉之間的壁壘，阻止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動。
1978年以後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城市化，是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條件下迅速推進的，城鄉之間的壁壘逐漸松動並被打破，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小城鎮迅速擴張、人口就地城市化為主的特點。
2.城市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1978-1984年，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要動力推動城市化階段。這個階段的城市化帶有恢復性性質，「先進城後建城」的特徵比較明顯。
第一，表2009年大約有2000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下放幹部返城並就業，高考的全面恢復和迅速發展也使得一批農村學生進入城市；
第二，城鄉集市貿易的開放和迅速發展，使得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和小城鎮，出現大量城鎮暫住人口；
第三，這個時期開始崛起的鄉鎮企業也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第四，國家為了還過去城市建設的欠帳，提高了城市維護和建設費，結束了城市建設多年徘徊的局面。這個階段，就人口來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個百分點。

❽ 中國城市化為什麼低於工業化水平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業化（Instrialization）[1]與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協調推進的，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國過去由於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分割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嚴重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由此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落後、二元結構惡化等不良後果。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協調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今後一段時期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主要成因

為什麼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是由如下四個相互影響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了工業化超前或城市化滯後。

建國初，我國面臨一些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國內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2]； 二是國際上強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蘇聯在發展的初期成功地實現了重工業化，這給我國以強大的示範作用；三是西方國家的 和敵視，使我們不得不重點發展國防和軍事工業等重工業；四是1840年來被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使我國政府和人民對軍事、國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視；五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從心底深處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盡快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六是當時的經濟發展理論大都支持加速工業化[3]。在這種背景下，循序漸進、各產業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則成為巨大的誘惑。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因為在工業基礎薄弱且沒有多少外援的情況下採取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必然要以剝奪國內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以農民相對貧困為代價。

其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趕超型工業化的實施。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特徵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而我國當時資本極為稀缺。如何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將資本需求很大的重工業快速發展起來，是一個必須突破的難題。顯然，遵循比較優勢的市場體制是不可能在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因此，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中央政府通過計劃手段，一方面將城鄉資源強行配置到工業部門，使工業產值或工業化水平超常規增長；另一方面強行轉移農業剩餘，並阻止農民進城（即直接阻礙城市化），以維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資，加速工業化原始積累。

再次，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礙了城市化進程。

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體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權，而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國家的許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過「剪刀差」等途徑為工業化做奉獻。農民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縮小，因此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阻止在城門外，持續推行「就地消化」方針[4]，以減輕自身的財政負擔，並維持市民對城市文明的壟斷特權。政府、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顯然都不歡迎農民進城，這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最深刻的經濟利益根源。

為了保證城鄉分割體制的實施，在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以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形式剝奪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自主權、財產和收益支配權；統購統銷制度則剝奪了農民的生產成果支配權和流通自主權。這些都為強制轉移農業剩餘、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鄉分割體制從如下幾個方面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直接阻礙城市化；二是通過資金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過度輸出，破壞了農村自身正常的積累機制，削弱了農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阻礙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或農村城市化進程；三是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滯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抑制了農業的現代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在相當長時期的供給不足以支撐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分布格局，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制約了城市化進程。

第四，嚴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針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來長期實施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方針，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出現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現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們過分強調防止「城市病」，而相對忽視人口擁擠在耕地越來越少的農村也會出現嚴重的「農村病」，無視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規模經濟，而過分將城市化的重心放在農村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身上[5]。

「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也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因為如果允許勞動力和資金等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則許多農村的中小企業完全可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城市化。而當鄉鎮企業在農村分散發展的情況下，許多本來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滯留在農村，延遲了城市化進程。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為1.27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的1/5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

二、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對策

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滯後的對策可以分為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調整兩個大的方面。

（一）體制改革對策

第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

根據世界各國通行做法和20世紀50年代我國憲法曾確定的國民有遷徙自由的原則，允許廣大農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和能力在全國各地自由選擇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點，實行國際上通行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及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全體公民在戶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據近幾年石家莊等城市的大膽實踐，那種擔心放開戶籍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擔心是多餘的。

第二，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

改革阻礙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建立鼓勵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滯後的核心舉措。為此，要打破「城市保護主義」，取消嚴格限制民工就業范圍的歧視性政策；促使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改革僵化的勞動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招聘包括農民在內的各類人才；堅決取消農民外出務工許可證和流動就業證等制度，歸還、賦予和保護農民自由擇業的權利；保障民工的勞動權益，保證民工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如子女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失業保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將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推廣到城鄉所有勞動者；加快城鄉就業信息網路建設，建立全國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促進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

土地不能順利流轉，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補償，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為進城農民難以徹底「離土」，不得不成為城鄉「兩棲」公民。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農民獲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權或部分土地所有權，讓土地盡量流轉起來，使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能與其他要素形成優化配置，使進城農民能順利地將土地以合理的價格轉讓出去，獲得應有的土地收益，增加進城創業的啟動資本。城鎮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是改土地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培育土地市場，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實行將新興城鎮或新城區規劃區范圍的建設用地同進城農民承包地按級差收益比例調換或置換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利益障礙

以住房、醫療、養老、勞保、就業、教育等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鄉分割體制的內核，戶籍制度只是外殼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必須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權，大力推進城市住宅、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改革，讓農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長遠目標模式應該是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但現階段可以考慮建立一種既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又適合當前國情的、過渡性的、能夠使城鄉社會保障有機銜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單位補充保障」、「個人附加保障」組成的「三層次」社會保障模式。此外，從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農民進城保險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資體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設擴張機制

改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單一靠政府財政投入的老辦法，向政府投資、社會集資、企業投資、居民入資、國外引資等多渠道發展，即變「國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單元投資體制為政府、企業、居民多元投資體制。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鼓勵大企業以市場運作方式參與城鎮建設。將部分基礎設施逐步商品化，對市政設施逐步實行有償使用，實行合理的服務收費。通過城鎮建設體制改革，逐步改變人們進城收益總是絕對大於進城成本或政府投資總是得不償失的不均衡狀況，即逐步緩解城鎮居民與城鎮基礎設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恐懼，形成正常的城鎮擴展機制。

（二）戰略調整對策

第一，調整工業化戰略，促進各產業協調發展

徹底改變由政府主導優先或重點發展某種產業（如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發展信息產業之類）的計劃經濟思維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場，由市場來決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由市場來決定各地的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由市場來決定產業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結構調整」為名，過度干預和介入產業結構調整和競爭性行業的項目開發。不能將工業化狹隘地理解為工業發展，而要理解為各產業按照市場需求和自身競爭力協調發展的過程，為此有必要將工業化的衡量標准由工業產值比重改為專業化分工推進的程度等。

第二，調整「城市偏向」戰略，統籌城鄉發展

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農村與城市的比重是由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幹預方式搞「城市偏向」，通過剝奪農村來發展城市，也不能搞「農村偏向」，通過剝奪城市來發展農村，而要由市場來決定人口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分布。當前，尤其要盡快切斷城市剝奪農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鄉征稅起點不一致、農民負擔過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財政支出過度向城市傾斜、農村金融資金過度流出、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轉移等。同時，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進城市化為名，大搞與國情不相稱的只惠及少數人的高檔城市現代化工程，而將城市化的真正重點——吸納農民進城拋於腦後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傾向。

第三，調整城市化方針，促進各級城市協調發展

要調整以城市規模為內容的城市化方針，通過市場制度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市帶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針可以確定為：「盡快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掃除城市化的障礙，恢復城市化的正常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盡可能多地吸納農村人口為主要目的，大力發展新體制新興城鎮和新城區；避免城鎮的過分分散發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形成完整的城市體系和網路」。

備註：

[1]本文的工業化是指產業化，不僅包括工業發展，而且包括農業的產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2]1952年，人均國民收入僅有39.74美元（當時的匯率是1:2.617），資金高度匱乏；87.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3.5%；農業和輕工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高達69%；全社會能提供的積累僅為130億元，其中生產性積累只有66億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外，西方經濟學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業化發展的理論，如：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中的劉易斯模型；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中的普雷維什和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赫爾希曼建立在「聯系效應」基礎上的「不平衡增長理論」；佩魯（F.Perroux）的「發展極」理論等。

[4]1956年12月30日，國務院簽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國務院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們將2000多萬城市職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萬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後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萬青年學生從城市走向農村「上山下鄉」。70年代，我們執行了社隊企業「三就地」方針，即要求社隊企業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80年代，我們執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郭書田，劉純彬等，1990）。

[5]1999年，中國建制鎮和3萬個集鎮的鎮區人口為2.2億人，其中非農業戶口1.4億人，分別佔全國城市總人口和「非農業戶口」人數的56.57%和44.36%。在全國667個城市中，市區非農業戶口人數在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佔54.72%，中等城市佔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僅為13%。

❾ 城鎮化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有哪些

第一,粗放.城市的規劃粗放、建設粗放、管理粗放,導致大量資源能源的損耗.比比皆是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耕地佔用過多、水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等,這已經成了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迴避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嚴峻挑戰.
第二,人口城鎮化明顯滯後.現在城鎮常住人口雖然已經超過7.1億人,但是我看了一下,世紀之交2000年的時候,那時城鎮總人口是4億6千萬人,12年來增加了2億5千萬的城鎮常住人口.這2億5千萬新增城鎮人口絕大多數都沒有他所在城市的戶籍,其中最主要的是農民工佔大多數.農民工進城以後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甚至不少人已經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年、八年時間或者更長,但是他仍然沒有取得城市定居居民的身份,很多必要的公共服務都沒有能夠享受.所以下一步城鎮化的發展必須認真解決人口城市化的問題.
第三,城市擴張非常快.現在接近有670個城市,還有將近2萬個城鎮,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增加的倍數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城市的布局,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間,城市和城鎮之間,它們的體系和功能都不夠明確,因此造成了很多城市的功能不能互補,城市的面貌千城一面,這些情況都應該引起重視.
產業結構高級化.城鎮化與工業化相伴生,是產業結構從以農業為主向以工業、服務業為主的演變過程.同時,城鎮化帶來的人口集中、資源集中、信息集中又會加快工業、服務業發展,推動工業、服務業創新升級,形成城鎮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良性循環、互促共進.如果城鎮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脫節,就會帶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過去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我國城鎮化長期滯後於工業化,造成輕重工業發展失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這些問題反過來制約了工業升級和服務業發展.近年來,又出現了脫離產業發展搞新城建設的現象,結果是造了一些沒有產業和人氣的空城、「鬼城」,成為城鎮化泡沫.可見,產業發展是城鎮化的基礎,不僅城鎮本身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產物,而且城鎮綜合實力和競爭力的增強、城鎮化質量的提高都離不開產業結構高級化；城鎮化為產業發展提供空間載體,城鎮化聚集的人口、資源、信息不僅能為產業發展提供市場、要素,而且能深化分工、激發創意,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
轉移人口市民化.城鎮化是生產方式的改變,也是生活狀態的改變,無論生產還是生活,人都是主體.城鎮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是為人類生產生活服務的.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如果背離這個根本,同樣會帶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大量盲目湧入大城市,沒有就業,沒有穩定收入來源,沒有基本社會保障,形成了觸目驚心的城市貧民窟.我國過去受戶籍制度等的限制,大量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為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卻難以享受市民待遇,造成了許多經濟社會問題,諸如收入差距大,消費水平低,擴大內需受限；農民工就業穩定性差,熟練技能工人不足,產業升級不暢；農民工在城鄉之間奔波往返,社會問題多發,農村土地規模經營受阻；等等.可見,城鎮化說到底是人的城鎮化,是由人推動、為人服務的.如果背離了這一點,要地不要人,發展城鎮不發展人,城鎮化就難以持續.
城鄉發展一體化.城鎮化不同於城鎮建設,它有一個從哪裡「化」、怎麼「化」、「化」成什麼樣的問題.顯然,城鎮的工業和服務業是從農業化來的,土地是從農村化來的,人口和產業工人是從農民化來的；「化」的過程不能是削弱農業、忽視農村、剝奪農民的過程,而應是帶動農業、發展農村、提升農民的過程；「化」的結果不能是城鎮像歐洲、農村像非洲,而應是城鄉融合、一體發展.中外城鎮化的實踐已經證明,阻斷城鄉經濟社會聯系,單純推進城鎮建設,甚至從農村吸走資源要素而不顧農村發展,不僅會損害農業和農村,而且會使城鎮發展失去後勁和支撐,帶來嚴重的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可見,城鄉發展一體化是城鎮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城鎮化持續健康推進的必要條件.特別是對於我國來說,即使將來像發達國家那樣城鎮化率達到70%左右的水平,仍將有幾億居民生活在農村,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更需注意統籌城鄉發展,努力讓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共享城鎮化成果.
城鎮化質量的提高都離不開產業結構高級化；城鎮化為產業發展提供空間載體,城鎮化聚集的人口、資源、信息不僅能為產業發展提供市場、要素,而且能深化分工、激發創意,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

❿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給我們帶來了哪些好處和壞處

帶來的好處：

1. 生活節奏加快，生活質量提高；

2. 文明程度的提高同時，為第三產業奠定了基礎；

3. 使得工業社會逐步向後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邁進。

弊端：

1. 就業壓力變大，失業人口增多；

2. 對環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3. 交通壓力變大，道路堵塞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