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为什么崛起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崛起的原因：
一、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美国大量出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产品相反，美国在棉纺织业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主导产业的技术上虽然也有很大改进，但生产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一直是棉织品净进口国。这种历史事实说明，一国在传统产业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新兴产业上可以一跃超过发达国家。
演化经济学对此在理论上已经证明，落后国家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成本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试图在传统产业上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将永远不会缩小与后者的经济差距。相反，在新技术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领域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很低，落后国家在这时如果能够迅速进入新技术体系，就有可能把发达国家在早期新技术和科学基础的领先地位转移到本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初三十多年中，德国也是这样崛起的，而英国却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领先地位，锁定在旧技术经济范式之中，导致了其工业力量的衰落。
二、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关键作用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即使是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前列的电力电气工业，美国在技术发展上也不具有占先优势，基础科学研究更是落后于英、法、德，那么，美国是如何抓住新技术革命机会窗口的呢？
美国巨大、丰富的市场使美国在国际比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许多技术创新源于欧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国市场中实现规模经济，其发展却是在美国进步最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由于本国市场狭小，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国，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能够很快开发出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申请新专利，开辟新的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并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三、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独享巨大国内市场为美国提供的技术创新租金
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上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外国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却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此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他在1913年就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原因就在于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美国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华为和三一重工最近在美国的遭遇就是明证。正是由于实行了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一旦国外先进技术通过“反向工程”被引进，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就会为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欧的技术领导地位也就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了。
四、高工资战略
由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的崛起并不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通过内向型经济实现的，国内市场规模除了人口规模外，美国民众的工资增长是其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崛起时期的政治家认为，工业化不能像英国那样靠剥削工人来实现，而要靠开发大自然的技术创新租金为美国人民提供高工资来实现，所以，他们绝不允许像100多年后的跨国公司那样“把利润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因为这样的话，美国人民的高工资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低工资看做是竞争优势相反，当时的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却把低工资看做是“祸根”，称作是“乞丐劳动力”。他们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机器生产将使高工资国家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比廉价劳动力国家更低，原因就在于机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因此，“不管在何处，由高收入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都必将战胜‘乞丐劳动力’的国家”。
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贵的劳动力，而机械发明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新的发明。因此，在技术创新与工资增长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这是美国依靠美国人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实现经济崛起的重要基础，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头四十年就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五、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深植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这种文化的形成与美国政治家的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就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持久特征。美国卓越的政治家亨利·克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技术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在力量上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国家；而在鸦片战争15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方面在津津乐道“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在带头购买外国品牌汽车，其命运的差别由此可略见一斑。法国着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在他1836年的经典性着作《美国的民主》中由衷地赞叹到：在美国，人们对科学中纯粹实用部分的理解令人钦佩，同时又对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给予认真的关注，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
因此，这种文化造就了对技术新动向的高度敏感，欧洲的任何技术动向，几乎马上在美国就有反映，其反映之快，超过欧洲大陆本身，这几乎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例如，1803年，英国开始研发蒸汽动力机车，但在英国还没试制成功的时候，1807年美国就成功地试航了蒸汽推动的轮船。欧洲人发明了电的理论，而对之理解最透彻的却是美国的爱迪生和贝尔等人。
Ⅱ 综述2012我国国内经济形势 ，并对2012我国经济状况谈谈你的看法
今年以来，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内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和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经济运行逐步企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略高于7.5%。展望2013年，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运行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经济运行低位趋稳，全年增长略高于7.5%
前三季度，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态势，企稳回升明显后延，超出预期，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发生变化。从全年走势看，当前一些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预计全年增长略高于7.5%。
——经济运行机制出现新变化
1.全球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
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深，经济收缩步伐明显加快，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大幅下降。我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全球增长贡献的上升，我国经济减速、进口收缩对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明显扩大，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本轮经济回调中，外需萎缩和内需收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更大。
2.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力下降
今年5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与2009年相比，政策传导不畅，效应低于预期。除了力度相对较小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投资、配套能力明显下降。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后，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土地购置，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二是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大幅缩减了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三是受速度效益型模式的影响，经济增长逐季放缓，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大幅回落。此外，风险约束明显增强，地方政府投资比以往更加理性。
3.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5月份以来，货币政策开始明显放松。M2增速企稳回升，社会融资总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实体经济新增中长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回升缓慢。在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和内部结构深刻调整时期，投资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风险厌恶等，投资扩张受到抑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所降低。
4.去库存持续时间长于以往
新世纪以来，我国商业库存调整呈现比较稳定的规律，库存周期一般持续38至40个月。根据历史经验，本轮去库存应在年中结束。但是，由于本次危机持续期长，加上产能过度扩张以及前两年的高增长，企业对经济增长、物价走势持有过度乐观预期，库存维持在较高水平。当内、外需求同时收缩时，被动去库存幅度偏大、时间偏长，导致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
5.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今年以来，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在制造业持续走低、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同时，非制造业保持活力，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在东部增速放缓的同时，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就业状况总体平稳，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此外，产业梯度转移速度加快，新产品研制、销售周期缩短，质量提升;机器替代劳动的趋势日益明显，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全年增长略高于7.5%
近期一些积极因素正在积累。一是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促使世界经济短期向好。自欧央行实施直接货币交易(OMT)、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QE3)后，英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等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短期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提振消费信心，我国出口增长将逐步回升。二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总体有所改善。9月份，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及新兴市场国家PMI指数都出现回升。我国PMI指数也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降，特别是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回升1.1和2.2个百分点。三是企业原材料购进指数已经止跌回升，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回升态势，将推动企业回补原材料库存和增加需求。四是内需短期呈企稳回升态势。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和房地产市场回暖，固定资产投资维持稳定增长态势;在房地产销售回升、长假等拉动作用下，消费实际增速将略高于上年。五是企业盈利环比改善。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3.1%，降幅有所收窄。其中，8月份环比上升3.93%，而且不同类型企业盈利环比均实现正值增长。此外，去年四季度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增长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也为今年四季度企稳回升奠定了一定基础。
目前，三大需求总体均呈企稳回升态势，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小幅回升，预计全年GDP增长略高于7.5%。8月份，大宗商品、鲜菜等价格上涨，CPI出现季节性回升。四季度受PPI回升传导，以及油料、肉禽及制品等价格回升，物价存在一定上涨压力。预计全年CPI涨幅略低于3%。
基于上述分析，今年将是新世纪以来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最接近的一年。在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在经济持续下行中，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积极化解投资融资平台风险，有效控制通胀，成效显着;二是正确对待经济增速小幅下降，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并取得新的进展;三是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积极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支出大幅增加，对促进消费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年经济运行有望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基本稳定
从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看，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征兆更趋明显。2013年，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原有竞争优势、增长动力逐渐削弱，新优势尚未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
——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
美国今年底和德国明年的大选，使美国和欧盟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面临不确定性。OMT和QE3短期内对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另外，地区冲突、宗教矛盾和主权争议等问题加剧，对大宗商品供给、资本流动和经贸往来可能形成负面冲击。
首先，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8月份，美国中位数房价同比上涨13.4%，新开工房屋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回升。商业零售保持平稳增长，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危机后的较高水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平均超过78%，接近危机前水平。9月份，失业率下降到7.8%。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现阶段美国潜在增长率为2.5%左右，创新活力使其保持了较强的弹性和竞争力。短期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就业和债务压力。低就业增长将影响消费的可持续性，财政紧缩不利于经济复苏，也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波动。
其次，欧盟将维持零增长或轻度衰退状况。欧债危机处置进程缓慢，但总体仍沿着预期方向发展。随着欧洲稳定机制(ESM)和OMT的实际运转，以及财政联盟的推进，欧洲金融市场有逐步趋稳的可能。但如何摆脱高失业率 (11.3%)、高通胀(2.7%)与零甚至负增长状态，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金融市场稳定只是第一步，实体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不足、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短期内难见明显成效。
再次，日本经济有所放缓。2013年，灾后重建和电力供应恢复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日本罔顾历史事实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贸易和全球分工链的冲击将持续一段时间。针对QE3，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并试图走出通缩，采取巨量投放货币的措施，其影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最后，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不足。随着新一轮货币宽松，大宗商品价格会逐步走高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将有利于资源出口国投资和消费的恢复。在金砖国家增速放缓的同时，随着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回流，土耳其、印尼、尼日尔爾利亚、波兰等国将有一些新亮点。但由于创新潜力总体不足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仍显不足。
——我国总需求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1.出口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1.7%，比同期全球贸易年均10%的增幅高出1倍。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1.6%，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5%上升到2011年的10.4%。但今年以来全球贸易明显偏离了历史趋势。结合明年总体国际形势和以往经验推算，并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以及结构调整升级等，预计明年出口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
2.消费增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在本轮经济持续下行中，就业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为消费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房地产销量持续回暖，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有所回升;根据汽车购置周期和原油价格走势，汽车及石油制品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受通胀预期影响，珠宝和贵金属消费因保值需求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3年消费增长14%左右。
3.投资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首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不足。随着商品房销售回暖，且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与今年相比，明年保障房施工套数、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资增速将明显减缓。其次，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利润偏低，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我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明年出口增长相对低迷，出口拉动的投资动力不足。今年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投资扩张动力减弱。再次，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明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负债率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预计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
4.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受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短期资本回流，都可能推高明年的CPI。食品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格局，国际、国内供给冲击或货币宽松都容易使物价上涨预期转化为上涨现实。随着PPI逐步回升，将部分传导到CPI。明年物价综合压力将略有上升。再考虑要素价格改革等，应为CPI上涨预留一定空间。
综合判断，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国内需求面临一定下行风险，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全年经济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为我国经济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并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建议将2013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5%，CPI为4%左右。这一方面与“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逐步衔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理性的调控信号。
需要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到三季度已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运行机制的变化，对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也需要重新认识。
——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
我国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今年前三季度，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反映市场资金状况的银行理财预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债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却维持在30%以上。经济下行中企业利润总体下滑，非金融类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总净利1.02万亿，同比下降1.54%，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同比下降16.4%。其中，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5452.3亿，占比高达53.6%，同比增长18.2%。
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从直接原因看，一是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同信用等级、贷款期限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二是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提高，综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贷款规模和监管指标限制，银行信贷供给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四是信托公司、小贷公司及其它借贷中介的融资成本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过度垄断和中小银行发展不足，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
——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
近5年来，我国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今年1-8月份，出口仅贡献0.61个百分点，出口下降是今年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十分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软外，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不少外贸企业反映，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缴费过高;今年以来FDI一直负增长，而且部分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性质;个别国际品牌关闭在华生产基地。随着我国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步由低成本向规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转变。当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市场不振时，规模经济、产业聚集对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减弱。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预示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根据商务部监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已经持续小幅下降。
——增长阶段转换中的财政可持续性
今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财政增收压力逐渐增强。1-8月份，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增长10.8%，比去年同期回落20.1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仅增长4.2%，中央财政收入下降6.7%。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基层税务机构迫于增收压力，各种非税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名在减税，实则加负。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增长阶段转换期到来之后，7%左右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常态，依靠非税收入应对财政持续减收，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同时，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往往会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确立宏观调控新思路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我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失业率有所上升，但就业状况保持了基本平稳。
与此同时，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不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通过需求管理，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微观主体的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短期与中长期政策并重，推动增长动力平稳转换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调整期，有效的结构调整和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2013年，全球进入新一轮货币宽松期，但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我国总需求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以降低企业税负和稳定地方财力为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涵养财源为目标，积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防止因增收压力而加大企业负担。落实研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加速企业折旧，促进企业技术改造。适当提高中央预算赤字水平，扩大财税政策的回旋余地。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的支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保障能力，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扩大房产税、资源税试点范围，积极培育地方政府新税源。加快研究地方债的相关规则和管理方法，积极稳妥地扩大地方债发行试点。
——以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稳定货币供给为重点，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一是通过外汇占款、央票余额变化及公开市场操作，保持基础货币必要的增长，及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市场必要的流动性。二是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波动中的相对稳定。针对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三是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其贷款对象集中于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可放开贷款额度控制。四是适当放松对过桥贷款等限制，支持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兼并重组。
——以促进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
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相关调控政策，努力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一是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在限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不影响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的及时释放。二是实行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反向调整政策。即在贷款利率下调时，适当上调首付比例，防止因货币政策调整造成购房人支付能力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进而造成市场需求和房价的大幅波动。三是适当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和增加二手房供给。四是更加重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方面的调控作用。加大北京等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缓解供求矛盾，同时稳定房地产投资。
——以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采取必要的信贷、税收等措施，支持企业关闭、并购、联合、重组，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促进竞争性领域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限期清理阻碍市场进入的各种规定，尽快在放开市场准入、放松经济性管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注意把产业区域转移与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密切结合，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加快落实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的支持，对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加大对宽带、研发创新基地等先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创新升级后劲。
——以推动增长动力转换为重点，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既有中长期增长动力转换的因素，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抑制了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根本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必须重视短期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在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同时，建议研究在国务院设立综合改革机构，减少部门利益制约，负责研究、拟定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综合改革方案。
Ⅲ 光伏和半导体行业的区别
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就职于一家半导体生产企业，岗位是工程师。在这家单位我一直工作了将近8年时间。在第8年的时候我换了一份工作，背井离乡去了另一个城市，新单位所属的行业是光伏行业，也就是太阳能发电。一年后，因为个人的原因，我重新回到了家乡，又一次投入到了集成电路行业。
作为一个在半导体行业和光伏行业都曾有过涉猎的人，我乐于比较两个行业之间的优劣势，也希冀以这两大高新技术行业为缩影，折射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的发展现状。
严格上来说光伏技术可以算得上是半导体学科的一个分支，所以如果你是从半导体行业转到光伏行业，适应的时间比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要短的多的多。但是光伏行业又独立于半导体行业之外，因为它首先是新能源行业的一个分支，无论从最终的产品外形，用途还是其服务的终端领域都与半导体行业有着天壤之别。人们谈起光伏行业，更愿意强调的是太阳能发电是一种清洁可靠的新型发电方式，而不会有多少人在意其实太阳能发电的原理只是运用到了半导体物理中最基础的光电转换理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科学家在研究半导体物理时，突发奇想地，或者是不经意间地，想出来的点子。因此其技术复杂度还远不能与半导体行业相媲美。当然术业有专攻，近些年光伏行业也在不断挑战更高的技术壁垒，研究的方向也涉及到从上游晶硅到下游组件生产乃至最终的发电成套。所以单纯地讨论光伏行业和半导体行业孰优孰劣并没有太大意义。
单从发展前景来看，光伏行业可以算得上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朝阳产业”之一。当今世界，能源紧缺是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光伏行业可谓是顺应形势而生，太阳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可谓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好的馈赠之一，没有理由不好好利用，况且光伏产品符合人们对于新能源的几大要求：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因此它能取得广泛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在过去的20年间，光伏行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其中以中国大陆的光伏行业发展最为引人注目。
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光伏行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违背规律的现象和全球性的不平衡，主 要表现在：
1，人们在谈及太阳能发电时，往往夸大了最终的光伏产品组件的清洁无污染性，但有意无意地却都选择性忽视了以下事实：在整个产品生产链中，从上游的多晶硅生产到中游的电池片，都是一个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过程，由于工艺的不成熟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违规排放污染源的现象屡见不鲜。和半导体产业相比，虽然光伏行业生产使用到的气体、酸、碱等化学品种类要少一些，但是其对于污染源排放前的处理还很不规范。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头顶着“清洁能源”光环的行业显得严重名不符实。明知污染严重，然而中国各地的光伏产业园仍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最高峰时全国单生产电池片的厂家就有1000多家。究其原因，众所周知就是背后的经济利益在推动。因为在光伏行业曾经的巅峰时期，由于欧洲国家政府对光伏发电的大力支持，使得中国国内生产商的订单源源不断，厂商的利润率高的令人咋舌。高利润带来了高税收收入，因此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也几乎完全忽视了背后的污染，这也埋下了一定的隐患。2011年晶科新能源的污染事件终于让人们开始警醒，也让普通民众开始关注这个行业背后存在的污染真相。
2，各地一拥而上的过度投资显然已经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客观上来看，各地的投入和支持使得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在世界上都位列前茅的大型光伏企业如英利、赛维、尚德、天合光能等等，这也使得中国在光伏领域取得了在其他行业少有的世界领先的行业地位。但是大部分的投资显得功利性太强，目的性单一，缺乏高瞻远瞩的目光。由于不像半导体那样动辄十几二十亿的投资，投资一条小型的光伏电池片生产线往往只要上千万，但其收益率以及资金回收周期远优于半导体行业，极好的迎合了资本逐利的本性，这就导致很多资金从其他领域纷纷涌入，甚至连很多江浙一带原本是从事传统行业的私营业主也打破脑袋想要进入。但是这些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光伏市场的面还不够广，在国内市场没有充分打开的前提下，只有过度依赖欧美市场，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所有中国企业都在分食同一块大蛋糕，由于选择面越来越广，欧美国家有了更多的底气与中国企业谈判，定价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而中国的企业能做的只是内耗。当然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由于对欧洲市场的严重依赖，所以当欧洲出现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时，我们的企业似乎完全没有了招架能力。2011年年中开始，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就纷纷宣布将不再对光伏上网提供补贴，这也使得欧洲的订单锐减，美国却在这时候落井下石地提出了针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的所谓“双反”诉讼（另据了解近期欧洲国家也仿效美国提出了双反诉讼），反观国内市场却迟迟未能打开，这一切都使得整个光伏行业彻底陷入了有史以来最深的谷底。在这样的背景下，之前过度投入所导致的产能过剩效应很快显现，一些本来就是投机大于投资的小企业，因为没有技术上的优势，很快就面临了没有订单的困境，光浙江就有三分之二的小企业早早倒闭。大企业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在景气时期盲目的产能扩充竞赛，终于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据悉目前排名靠前的几大光伏巨头的资本负债率最少的也在50%以上，赛维LDK的负债率甚至已经超过100%，到了崩盘的边缘。这一切的恶果，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归咎于当初热昏了头的投资。
3，光伏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全球不平衡性。之所以说是全球不平衡，是因为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链上中游都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真正最终的无污染的清洁应用大部分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所以虽然中国的光伏企业在这一轮光伏大潮中收获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真正获益的无疑是欧美国家，因为他们巧妙地将污染的源头转移到了中国，而将真正的清洁能源带到了自己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些静静地躺在山坡上或是屋顶的光伏组件将为这些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电力，而他们为此付出的仅是一张支票。而作为产品输出国的中国，他们的居民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不得不面对火力发电厂里冒出的浓烟。这种不平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被打破，因此需要我们去深思如何去转换思路打破这种不平衡。
尽管中国的光伏行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危机也何尝不是机遇。有人认为，光伏行业危机反而给了整个行业反思和洗牌的机会，淘汰落后产能，整合优质资源是当务之急。此外危机也催生了光伏巨头们对于新技术研发的更大关注和投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光伏企业们逐渐意识到，只有研发出更高发电效率的电池组件，才能占领市场的制高点，才能存活下去。这种技术上的竞争是政府乐于看到的，这也更符合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国家也注意到了光伏行业存在的困境，尽管在光伏行业的最高峰时，国家已经发出过了警惕光伏行业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的警告，但是当时没有多少人响应，现在这个时候光伏企业确实需要国家的帮助了。在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的目标，这也算是给飘摇中的光伏行业送去了一丝希望。所有光伏企业都在期待着。我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行业的新动向。不管怎样，光伏行业始终是一个前景光明的行业，现在经历的一个阵痛期只是它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只要度过了这个艰难的时期，必将重新焕发生机。
说完了光伏产业，我再来说说我更为了解的半导体行业，也叫集成电路产业。这个行业也分上中下游，所不同的是上游是集成电路设计，这一点是光伏行业所没有的，光伏行业的所谓上中下游，纯粹是针对于生产而言。中游是芯片生产，下游是封装测试，中下游都偏向于生产制造，所不同的是芯片生产的技术含量更高。本人不才，没有能力进入要求更高，待遇更好的设计类企业，而是从事的是中游芯片生产相关的工作。
半导体芯片的生产过程与光伏产业中电池片的生产颇为类似，都是在硅基片上（也有一些光伏电池片不是以硅片为基础的，但不是主流）掺入一些杂质，然后对硅片进行一些处理，利用硅这种半导体的特性，实现各种电学表现。所不同的是，光伏电池片的处理工艺较为简单，往往10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整套流程的生产，而半导体芯片的生产工艺要复杂的多得多，往往一颗芯片的生产步骤要多达几百上千步，可以说两者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而且半导体工艺的复杂程度之高，对产品和环境要求之苛刻，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之严格，涉及到的相关学科之多是光伏行业远远不能比拟的。这里面的细节无法用一片短短的文章就可以细说，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了解。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特点，半导体行业的软硬件投入是十分惊人的，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它也可以算得上是“有钱人玩的游戏”。当下投资一个8英寸芯片厂所需要的资金在10亿美元左右，而投资一个12英寸芯片厂所需要的资金则将高达30亿美金。这远远不是一般投资人可以承受的。半导体行业对于电子工业来说是源头，因此历来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针对其投入大的特点，一般各国政府都会以各种形式的补贴来表示支持。
虽然投资巨大，但是半导体行业的利润率却远远不及巅峰时期的光伏行业。事实上，半导体行业也曾有过辉煌的年代。在20世纪70年代，当台湾张仲谋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以纯晶圆代工模式为主的半导体工厂台湾积体电路有限公司（台积电）时，半导体工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这种全新的模式解放了设计公司，因为他们无需再烦心于要投入巨资建立生产线，却又没有足够的量而导致机台利用率低的窘境，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订单源源不断。当时台积电的利润率大概与光伏行业相似，员工的待遇也是惊人的好，曾有年终晚会抽奖送出一亿元股票的故事。当年台湾年轻人都以进台积电赚大钱为目标。在台积电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半导体代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台湾地区出现，继而也发展到了世界其他国家，这也必然使得市场被分摊，各家的竞争也愈加激烈，因此利润率的下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从这点上来说，半导体行业也曾经历过和光伏行业目前所面临的一样的历史阶段。但两者在相似中又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半导体行业由于前文所讲到的原因，从一开始就注定它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因此投资这个产业必然是慎之又慎的，必然是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后的决定，而生产工艺的复杂性使得客户，也就是设计企业，不会轻易地转换供应商，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里再稍稍补充介绍一下，其实对于上游的相关设计企业来说，如何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占据市场先机是他们一直要考虑的问题，否则就很难在市场上立足。因此选择一个好的晶圆厂作为合作伙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一旦这种合作关系稳固下来，就说明晶圆厂已经根据设计企业的要求做了从投片到最终出产品中间几百乃至上千道工艺的调试，保证了每一道工序都符合要求，这个过程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有的甚至要花几年的时间。因此如果突然中途更换合作伙伴，则意味着所以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而且还要背负着结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这对于以市场时机为导向的设计企业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而光伏行业的门槛低，除了几家光伏巨头之外，其他各家公司的背景可谓鱼龙混杂，产品技术相对简单，几乎每家的产品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工艺调整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因此客户更换供应商也更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光伏企业容易倒闭，而很少听到半导体企业特别是半导体晶圆制造厂倒闭的案例。
其次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说，半导体行业作为电子工业的源头，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可替代品，因此它的地位是稳固的，半导体产业通常都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起步较晚，但是政府的重视程度却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虽然和半导体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这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也涌现出了像中芯国际这样世界级的大公司。当今正是各类电子产品层出不穷的年代，全球各大厂商如苹果，三星等公司推出的各类新潮产品不断这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各种新技术推层出新，这也推动了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因为电子产品中最核心的各类芯片就是源自于半导体工业，这其中最着名的代表之一就是着名的半导体大厂英特尔。个人认为如果没有英特尔生产的CPU，世界的发展速度将至少减慢30年。半导体工业的发展也始终遵循着着名的摩尔定律，从当初的4英寸、6英寸，8英寸发展到现在的12英寸，18英寸，工艺节点也从0.25微米,0.13微米发展到了90纳米，45纳米，22纳米，并且还在向更高的原子级别迈进，除此之外，一些新技术如石墨烯等也如小荷初露角，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半导体仍将持续发展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更新的技术出现。而反观光伏行业，虽然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很有前景的行业，但是它并不具备半导体行业那种舍我其谁的行业地位，换句话说，光伏行业并不是新能源替代旧能源的唯一选择。除了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核能以及近来比较热门的页岩气等都是比较有前景的能源。因此光伏行业如果想要脱颖而出，必须体现出技术优势，成本优势，环保优势，效率优势。而这些恰恰确实光伏行业目前所缺乏的。因此，如果不是欧美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及日本地震对于核能的打击等一系列原因，光伏行业在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这么迅猛。高速发展掩盖了原本应该作为行业基石的技术的薄弱性，因此当受到猛烈冲击时，光伏行业外表光鲜亮丽的大厦崩塌离析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