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水平的工具变量有哪些

❶ 工具变量法是怎么样的

工具变量法是指某一个变量与模型中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但却不与随机误差项相关，那么就可以用此变量与模型中相应回归系数得到一个一致估计量。

工具变量法的关键是选择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选择中的困难，工具变量法本身存在两方面不足。

作为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下述四个条件：

（1）与所替的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

（2）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3）与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

（4）同一模型中需要引入多个工具变量时，这些工具变量之间不相关。

当内生性问题出现时，常见的线性回归模型会出现不一致的估计量。

❷ 工业设计的范围有哪些

工业设计（Instrial Design），简称ID。指以工学、美学、经济学为基础对工业产品进行设计。
1979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给工业设计作了如下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视觉及心理感受，而赋予产品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
那么工业设计就是产品外观设计、外壳设计吗？工业设计仅仅就是让产品看起来很好看吗？当然不是的，工业设计起源于工业革命，是在社会生产大分工的产物，从手工业到流水线的转变，就需要有生产标准，比如，一家做绞肉机的食品加工设备生产企业，最大的需求是标准化——企业车间里没有一张生产图纸，产品的生产标准要靠老师傅传递给新徒弟，标准和误差范围不在图纸上，而掌握在工人手里，导致产品“远看轮廓都一样，近看却没有细节”。虽然这样的企业在今天还很普遍，但这种生产方式却是工业革命以前的小作坊的做法，我国有工业，但是没有彻底完成工业化，除了产品本身，还需要工业设计对其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
crrevo

❸ 什么是工具变量，选择作为工具变量的变量

解释变量内生性检验 首先检验解释变量内生性（解释变量内生性的Hausman 检验：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❹ 广义矩估计怎么做，工具变量怎么设置

这种方法联合估计分歧水平回归，回归方程（1）作为工具使用落后的水平差异和仪器水平回归的滞后差异的回归。

❺ stata怎么区分前进变量,工具变量,外生变量

（1）组内估计量（WITHIN ESTIMATOR）（FE或FD: First Difference）
（2）组间估计量（BETWEEN ESTIMATOR）
（3）混合OLS估计量（POOLED OLS ESTIMATOR）
（4）随机效应估计量（RE，GLS或FGLS估计量）
这四个估计量因为假设和使用信息的不同而不同，各有优劣势，相互之间也有密切关系。3和4分别是1和2的加权平均；4在特定的假设分别可以转化成1和3；如果HAUSMAN检验表明4和1没有区别的时候意味着1和2没有区别。

❻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哪些特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起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由于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较高、相对成熟；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显示出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主导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和分工协作关系，地域分工协作网络正在形成和发挥作用。
2.城市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交通设施日趋完善，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绿色环保的城市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是大多数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新区，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成为建设的重点；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更是多数城市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由于各城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改善的力度，增强了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为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新签外资项目(合同)数30024个，项目(合同)金额13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30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3.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缩小的是“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从指导思想上规定了城市发展的目标导向，就是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优化城市的发展环境。
我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后，则转到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职能突出出来，期望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4.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会城市成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中心、市场营销中心，中小城市作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工，从地区的协调发展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研发和公司总部等则表现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城市是发展工业的最好的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上面关于我国城市化的特点，无疑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估，将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
1.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争论
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快速进展，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探讨始终是中心话题。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过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观测值，得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世界各国城市化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先是缓慢发展然后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最后趋于平缓。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支持“S型”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演进不会完全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以某些观察值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不一定客观。
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争论是全球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础差，但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一直在缩小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例如安虎森和陈明(2005)，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2009)。邓宇鹏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乘以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分摊的人口1.75，作为隐性的城市人口，从而计算出1997年我国的隐性城市化率为30.4%，再加上政府统计的城市化率29.92%，实际城市化率为60.32%，这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就处于超城市化状态。
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总结世界各国和人口规模大国的城市化规律和经验，作为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客观标准，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2.计量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进程的代表性指标，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国家对城市区域有不同的定义，因而世界各国城市化率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虽然联合国提议各国统一将2万人口聚居地定为设市标准，但是联合国人口司也认为出现多样化的定义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们在对比各国城市化率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差别化标准。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有许多潜在的解释变量影响城市化进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结构和非经济因素也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是广义上的工业化程度的标志。同时我们选取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准，这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最能衡量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2)数据处理
为保证收集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利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缩写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不包含中国的160个国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数据、人均GDP数据和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数据采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处理。
中国的数据同样来自WDI，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口径尽量一致，另一方面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在不断调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径不一致可比性不强，因此统一用WDI的数据更具备说服力。
(3)分析方法
为了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在分析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同时，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标准，我们设计了三类共五个估计方程。①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在1980年-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不包括中国的共160个有数据国家，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我们保留了4014个观测值；②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中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我们将这160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水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和低收入国家水平。同样在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其中高收入国家39个，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共保留了998个观测值，中高收入国家34个，共843个观测值，中低收入国家45个，共1124个观测值，低收入国家42个，共1049个观测值；③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联估计方程，数据同样是从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共28个观测值。其中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和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用固定效应模型，中国的估计方程由于所有指标都有明显的时间趋势，通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所有回归结果见表1。
3.国内外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比较
从表1的五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整体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程，其中世界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个百分点。但是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同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在抽取的样本国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数量又略占优势，就造成了世界的工业化对城市化存在不显着的正相关。
第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呈现反方向的推动作用，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个百分点。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的解释是，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推进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替代为第三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相关性。
第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大多数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或者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数国家以第二产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呈现显着的正相关性。
4.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1980—2007年与国际样本相对应的中国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定其是否单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对各变量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时间序列平稳外，LNURBAN和LNIND时间序列由于检验T值比显着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这样我们无法进行OLS回归，会导致OLS伪回归。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们对变量LNURBAN和LNIND做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变量LNURBAN和 LNIND均为一阶单整I(1)。
基于前面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对以上多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对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并考虑到变量均存在趋势性，所以确定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项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我们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1)。
对照上述五个估计方程得出的参考标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方程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回归方程最为接近，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这并不是表明我国也处在工业化后期或是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加。由于选取的工业化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的贡献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则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在其他国家的各项系数对比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富有弹性，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也是富有弹性。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
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普遍大型化的问题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当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时候，先把人口聚集起来是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我国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追求城市平均规模的大型化，就成为一个疑问。
2.城市产业集聚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推动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建立，降低企业的生产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城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环境基础，城市的发展通常会形成一定数量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较高。
当企业按照产业链条布局成为趋势之后，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产车间为主的外围城市的区分就十分明显。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对于一个城市，是选择做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选择哪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是摆在各类城市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3.城乡发展的土地占用与失地农民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农民转变为居民，从乡村生活转为城镇生活。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内需被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的抬头。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蔓延式的扩张，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央严控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使这种趋势被遏制，但目前又面临新的威胁。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达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45906万人，2006年增加到57706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3%，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之比为1.93：1。这种城市面积扩张致使大约4000至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出现了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社会问题。
4.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0%，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
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在为城市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工虽然生活就业在城镇，与当地人一样为城镇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却只能成为漂泊在城镇的边缘群体，城镇没有完全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远没有真正融入城镇。
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准确，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认识出现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两个方面。等级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这是避免产业(部门)相同构成重复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镇要求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规划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个城市要求建成国际大都市。
归纳起来，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没有依据本地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的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区域的增长极，片面强调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个中性词，尚没有理论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的资源几乎没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制度化，在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约束下，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日渐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城乡失调最直接的原因，是城乡关系失调的制度基础。鉴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较高工资报酬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预期，许多农村居民开始移居到城市。农村社会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引力，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乐业，导致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现象。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难以有效地转变为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和覆盖城乡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与供地之间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大规模圈地的动力源自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围过大，许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业开发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过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进行补偿，这种测算方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体现土地潜在的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到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出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征地程序不规范等。征地费使本应由农民分享的部分农地城市化溢价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农村经济的要求。征地制度创造的巨大寻租空间，诱导开发商及政府行为扭曲，人为加大土地市场的投机性，开发区“开而不发”、工业园“圈而不建”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城市化作为21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的阶段到来，也到了城市化进程战略思路的转变时期。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的进程，笔者提出三点新思路：
1.摆脱城市发展仅仅为工业提供载体的思路
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问题的逐步解决，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本身去确定发展的目标，赋予我国城市化以新的内涵，构建一个全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把握各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的状态，调整城市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着良性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2.从强调做大城市转变到力求做强城市
准确理解衡量城市发展的各种指标，从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局去进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样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只从城市人口这个指标去衡量。要关注各项约束条件的情况，防止虚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设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不仅是调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合型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保障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现城镇化率的明显提高到城镇化质量显着优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3.从城市独立发展的路径转变为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
城市是区域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克服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
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组团发展的优势作用。城市群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群实行职能分工定位，达到充分发挥紧邻城市优势互补的功能，实现结对成群，融合发展，带动城市群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❼ 有哪些有趣的工具变量

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把，tabellini（2008）的文章中用语言作为检验制度和文化关系的工具变量。
他认为，要寻找一个既会随着观念的变化不断进化，又不会与当前制度发生直接作用的机制只有一个——语言。支持他论点的逻辑如下——语言创新成本极大（大家一起换语言的成本很大），但是语言又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文化的改变而缓慢地演进。
于是tabellini运用了若干语法规则计量文化的变化怎样影响制度。具体而言，他运用了语言的两条具体规则：
1、引用kashima（1998）的研究作为逻辑，即使用第一人称代词的文化更加重视个人和他的权利，于是tabellini定义了 no pronoun drop 作为变量。
2、在有些文化中，人们用称谓首字母T-V的变化区别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这实质上体现的更加重视等级差异的文化，于是tabellini使用了2nd person differentiation作为变量。
运用这样的方法，tabellini得出了文化（在他的意义而言是信任与尊重）影响制度的结论。

❽ 计量经济学:什么是工具变量法,被选为工具变量的变量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某一个变量与模型中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但却不与随机误差项相关，那么就可以用此变量与模型中相应回归系数得到一个一致估计量，这个变量就称为工具变量，这种估计方法就叫工具变量法。

在模型估计过程中被作为工具使用，以替代模型中与误差项相关的随机解释变量的变量，称为工具变量。

作为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下述四个条件：

（1）与所替的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

（2）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3）与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

（4）同一模型中需要引入多个工具变量时，这些工具变量之间不相关。

(8)工业化水平的工具变量有哪些扩展阅读：

缺点

工具变量法的关键是选择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选择中的困难，工具变量法本身存在两方面不足：

一是由于工具变量不是惟一的，因而工具变量估计量有一定的任意性；

二是由于误差项实际上是不可观测的，因而要寻找严格意义上与误差项无关而与所替代的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事实上是困难的。

❾ 货币政策从制定执行到作后发生效用，可供选择的工具变量，中介变量以及最终变量有哪些

对我国近期物价走势的判断
杨英杰
通货膨胀对一国之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已为经济理论和各国历史经验所证明。所谓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一般性的、连续不断的物价上涨现象。一次性的或间歇的、偶尔的物价上涨皆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在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中，有“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两种说法。但最终来说，“成本推动”还是可以由“需求拉上”来解释，因为“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所以说，通货膨胀几乎完全可以说是由需求拉上所致，表现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货币主义的旗手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若想控制通货膨胀，唯有控制货币供给；若想稳定物价水平，唯有稳定货币供给。

一、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三个渠道

货币增加从而引起需求拉上进而引起货币供应增加的变量主要有三个：一是财政赤字；二是金融赤字；三是贸易顺差。
当政府财政收入收不抵支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理论上，财政赤字的弥补可以通过增税、货币发行和发行国债来解决。但是，增税会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对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还要受到法律程序方面的限制；货币发行意味着向央行透支或借款，我国法律上不允许；而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弥补赤字则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也是当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为财政赤字筹集资金是国债最基本的职能。资料显示，自1999年以来，我国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1.2%，一下跃上2%的台阶，在2000年至2003年的连续4年，赤字率均逼近3%这一国际警戒线，2004年稍降至2.5%。
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居民个人和国外投资者等都可以购买我国国债。过去，由于我国中央银行不能直接承购国债，商业银行很少购买，国外投资者基本上不允许购买，所以，长期以来我国国债市场形成了以个人为主的持有者结构，个人持有量大约占60%以上。在1997年以前，由于某些原因，国有商业银行被严禁持有国债，自1997年以后，商业银行的国债持有量快速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显示，到2002年5月末，商业银行所持国债已占全部国债市场总量的50.2%。目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人，是我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十分充裕甚至过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大量持有国债的方式与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的经济效果并无重大区别。
金融赤字是指，银行体系由于过度的信用扩张，使得其贷款额超过了其所吸收的存款。理论上，每家银行都应保留其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作为准备金，以供客户提取周转之用，所以其贷出去的钱不能超过其所吸收的存款。但是，如果从中央银行借款之后再贷放给其客户，或是中央银行为应付政府的庞大指出而发行太多钞票，则都会产生金融赤字。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无论利率多么低，甚至成为负利率，都没有影响居民储蓄的一路上扬，金融机构一直处于存差状态。所以说，金融赤字在我国目前暂不存在。其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并不表现在加速作用上。
再说贸易顺差。目前我国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贸易顺差的逐年增加也使外汇占款逐年递增。1996年外汇占款占货币供应量（M2）的比重仅为3%，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重飙升至15.8%，短短几年间增加了5倍多，尽管2004年这一比重略降至10.9%，但2004年外汇猛增，人民银行购买外汇2067亿美元，投放基础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268%，成为货币供应量扩大的主要原因。
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分析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份 储备货币（年末） 外汇占款（年末） 当年末外汇占款占储备货币比重（%） 当年外汇占款增加占储备货币增加比重（%）
1993 13147 1432 10.89 —
1994 17218 4264 24.76 69.57
1995 20760 6511 31.36 63.44
1996 26889 9330 34.70 45.99
1997 30633 12649 41.29 88.65
1998 31225 13088 41.92 74.16
1999 33620 14061 41.82 40.63
2000 36491 14815 40.60 26.26
2001 39852 18850 47.30 120.05
2002 45138 22107 48.98 61.62
2003 52841 29842 56.48 100.42
2004 58856 45940 78.05 267.6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历年）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资料计算。注：储备货币就是基础货币

二、“迷失的货币”与物价水平

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方程MV = PY ，两边取双对数有lnM + lnV = ln P + lnY 再求微分得dM + dV = dP + dY，如果V 是稳定的即dV = 0，那么就有dM = dP + dY，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应该等于物价变动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和。在经济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而一般物价水平增加甚少或不变甚至下降，只有一个原因，即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公众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货币也是一种物品，同其他物品一样，其价格也由供需双方即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相对力量决定。一般来说，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变化方向一致，关键在于相对变化率，如果二者变化率相同或相近，则物价水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二者变化率相差较大，则物价水平会有较大的变动。如果货币供给大大超过货币需求，一般物价水平便会有上涨的趋势，即出现通货膨胀；如果货币供给大大落后于货币需求，一般物价水平便会有下降的趋势，即出现通货紧缩。一般来说，货币需求长期来说处于平稳状态，短期来说变化可能较大甚至很剧烈。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分歧其实就出自于此。
货币需求增加，说明一是其增加成本不高，即利率不高，若利率较高，公众会放弃持有货币而改持价格下降的证券；二是其他投资渠道不畅。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证券市场中品种不足，都对居民货币需求行为产生影响。除了储蓄之外，恐怕投资不动产是一条主要的保值增值渠道，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在于有多少投机因素，而仅仅是一种投资渠道。
自1990-2003年以来的14年间，除极个别年份外，我国M1、M2 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也高于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指数之和。特别是从1996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指数之和相对于货币供给量（M2）平均高出8.1%，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数量相当巨大的货币供给既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也没有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这部分货币称为“迷失”的货币（Missing Money）。
货币迷失的途径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货币化。货币经济领域的扩大将会吸收一部分货币。2、地下经济。有学者根据各种资料得出估算结果，我国目前“地下经济”大约有国民经济10％左右的规模。3、地下金融。比如农村的民间借贷问题，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3 年全国农户平均每户借款余额为1806 元，按两亿农户推算，全国民间金融规模大约为4000 亿元，而这其中大约有64%来自于民间借贷。还有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问题。4、房地产市场。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引起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频频出招，试图及早化解这一问题。由此我们不难作出巨额货币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市场的判断。5、股票市场。由于市场发育和投资者行为不成熟，我国股票市场将货币供给转化为实际投资与消费的效率低下，甚至还成为巨大的“漏斗”，造成大量货币迷失于此而没有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在我国，证券公司的资金除了一部分上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准备金以外，其余主要存放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记录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同业往来”账户下。通过计算“同业往来”轧差后的余额，可以估算出1998～2002年迷失于股票市场“漏斗”的货币数量分别为：2036亿元、2209.5亿元、3478.48亿元、5317.12亿元和6660.4亿元人民币。6、银行净损失。有学者估计，我国近年来“迷失”的大量资金，有相当的部分被存放在国内金融机构的金库中，被用来支撑那些可能永远不能归还的不良贷款和日见增加的金融机构的经营费用了。7、人民币外溢和资本外逃。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逐步增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已经成为“硬通货”，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币退出国内流通领域。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虽然有诸多不同的估计，但只要是从我国流出去了就会对我国的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只不过这部分资金没有经过国际收支平衡表。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率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维持在14%-16%，货币供给（M2）增长率近几年的数据分别是：2001年为19.5%，2002年为16.9%，2003年为19.6%，2004年为14.5%。2005年我国中央银行确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是15%，应属稳健政策。但问题在于迷失的货币不会永远迷失，它总会有涌出地面的一天。一旦经济形势、公众心理预期和市场供求发生变化，迷失的货币就会不可控制地冲击实体经济。虽然形成货币冲击的具体来源不同，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相似的，都会反映在物价水平的上涨上。因此，即使采用了力度较大的紧缩货币政策，迷失的货币喷薄而出，也会使银根紧而不缩，造成短时期内相对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少的商品，进而形成突发性通货膨胀，致使货币当局稳健的货币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的结论是，物价水平的上涨在近一两年内很难避免。为做到亡羊补牢，必须从现在开始，要按照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和物价水平的表现，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根据以上的分析，主要从两个渠道入手，一是严控财政赤字，二是加紧改革利率、汇率形成机制。
我们认为，严控财政赤字，不能仅仅从数量上考虑，不能认为数量下来了，就说明效果达到了。关键的一点在于，要把弥补赤字的国债使用效率提高上去，此事为当务之急。国债的多寡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其使用效率，国债使用效率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
货币的价格，在国内表现为利率，在国外表现为汇率。同任何商品一样，除非按人头平均分配，政府要么控制其数量，要么控制其价格，二者不可兼得。货币当局要么控制货币供给，而听任利率和汇率依据市场之需要自行调整；要么控制利率和汇率，而对货币供给的多国放任自流。我国目前的情势处于第二种状态。金融全球化乃大势所趋，我国经济亦愈来愈多地融入国际经济之中，稳定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成长至关重要，经济稳定的主要基础和表现是物价之稳定，若想稳定物价，就必须对货币供给能有很好的控制。若想对货币供给进行合理的控制，货币当局就必须要放弃对货币价格即利率与汇率的控制。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必须由市场来决定。
与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速相比，汇率制度改革顾虑重重，步伐缓慢。无论从经济学理论、国际经验还是中国的国情来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都不合时宜，也难以维系，不仅货币政策灵活性丧失，更是授人以柄。现行汇率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困扰，在此轮宏观经济过热中暴露无遗。在固定汇率下，国际收支持续盈余与资本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货币与信贷的过度扩张，从而引起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事实表明，央行的对冲操作难以消除外汇储备资产迅猛增长而产生的货币供给。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主要针对所谓的过热行业，但整体经济的流动性过多才是真正症结所在。

❿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哪些特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起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由于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较高、相对成熟；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显示出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主导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和分工协作关系，地域分工协作网络正在形成和发挥作用。
2.城市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交通设施日趋完善，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绿色环保的城市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是大多数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新区，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成为建设的重点；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更是多数城市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由于各城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改善的力度，增强了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为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新签外资项目(合同)数30024个，项目(合同)金额13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30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3.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缩小的是“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从指导思想上规定了城市发展的目标导向，就是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优化城市的发展环境。
我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后，则转到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职能突出出来，期望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4.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会城市成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中心、市场营销中心，中小城市作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工，从地区的协调发展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研发和公司总部等则表现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城市是发展工业的最好的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上面关于我国城市化的特点，无疑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估，将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
1.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争论
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快速进展，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探讨始终是中心话题。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过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观测值，得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世界各国城市化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先是缓慢发展然后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最后趋于平缓。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支持“S型”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演进不会完全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以某些观察值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不一定客观。
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争论是全球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础差，但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一直在缩小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例如安虎森和陈明(2005)，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2009)。邓宇鹏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乘以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分摊的人口1.75，作为隐性的城市人口，从而计算出1997年我国的隐性城市化率为30.4%，再加上政府统计的城市化率29.92%，实际城市化率为60.32%，这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就处于超城市化状态。
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总结世界各国和人口规模大国的城市化规律和经验，作为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客观标准，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2.计量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进程的代表性指标，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国家对城市区域有不同的定义，因而世界各国城市化率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虽然联合国提议各国统一将2万人口聚居地定为设市标准，但是联合国人口司也认为出现多样化的定义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们在对比各国城市化率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差别化标准。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有许多潜在的解释变量影响城市化进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结构和非经济因素也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是广义上的工业化程度的标志。同时我们选取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准，这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最能衡量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2)数据处理
为保证收集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利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缩写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不包含中国的160个国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数据、人均GDP数据和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数据采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处理。
中国的数据同样来自WDI，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口径尽量一致，另一方面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在不断调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径不一致可比性不强，因此统一用WDI的数据更具备说服力。
(3)分析方法
为了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在分析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同时，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标准，我们设计了三类共五个估计方程。①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在1980年-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不包括中国的共160个有数据国家，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我们保留了4014个观测值；②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中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我们将这160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水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和低收入国家水平。同样在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其中高收入国家39个，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共保留了998个观测值，中高收入国家34个，共843个观测值，中低收入国家45个，共1124个观测值，低收入国家42个，共1049个观测值；③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联估计方程，数据同样是从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共28个观测值。其中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和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用固定效应模型，中国的估计方程由于所有指标都有明显的时间趋势，通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所有回归结果见表1。
3.国内外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比较
从表1的五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整体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程，其中世界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个百分点。但是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同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在抽取的样本国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数量又略占优势，就造成了世界的工业化对城市化存在不显着的正相关。
第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呈现反方向的推动作用，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个百分点。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的解释是，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推进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替代为第三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相关性。
第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大多数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或者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数国家以第二产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呈现显着的正相关性。
4.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1980—2007年与国际样本相对应的中国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定其是否单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对各变量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时间序列平稳外，LNURBAN和LNIND时间序列由于检验T值比显着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这样我们无法进行OLS回归，会导致OLS伪回归。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们对变量LNURBAN和LNIND做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变量LNURBAN和 LNIND均为一阶单整I(1)。
基于前面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对以上多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对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并考虑到变量均存在趋势性，所以确定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项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我们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1)。
对照上述五个估计方程得出的参考标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方程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回归方程最为接近，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这并不是表明我国也处在工业化后期或是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加。由于选取的工业化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的贡献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则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在其他国家的各项系数对比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富有弹性，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也是富有弹性。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
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普遍大型化的问题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当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时候，先把人口聚集起来是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我国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追求城市平均规模的大型化，就成为一个疑问。
2.城市产业集聚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推动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建立，降低企业的生产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城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环境基础，城市的发展通常会形成一定数量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较高。
当企业按照产业链条布局成为趋势之后，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产车间为主的外围城市的区分就十分明显。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对于一个城市，是选择做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选择哪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是摆在各类城市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3.城乡发展的土地占用与失地农民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农民转变为居民，从乡村生活转为城镇生活。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内需被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的抬头。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蔓延式的扩张，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央严控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使这种趋势被遏制，但目前又面临新的威胁。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达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45906万人，2006年增加到57706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3%，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之比为1.93：1。这种城市面积扩张致使大约4000至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出现了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社会问题。
4.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0%，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
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在为城市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工虽然生活就业在城镇，与当地人一样为城镇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却只能成为漂泊在城镇的边缘群体，城镇没有完全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远没有真正融入城镇。
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准确，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认识出现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两个方面。等级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这是避免产业(部门)相同构成重复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镇要求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规划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个城市要求建成国际大都市。
归纳起来，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没有依据本地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的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区域的增长极，片面强调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个中性词，尚没有理论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的资源几乎没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制度化，在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约束下，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日渐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城乡失调最直接的原因，是城乡关系失调的制度基础。鉴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较高工资报酬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预期，许多农村居民开始移居到城市。农村社会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引力，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乐业，导致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现象。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难以有效地转变为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和覆盖城乡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与供地之间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大规模圈地的动力源自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围过大，许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业开发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过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进行补偿，这种测算方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体现土地潜在的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到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出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征地程序不规范等。征地费使本应由农民分享的部分农地城市化溢价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农村经济的要求。征地制度创造的巨大寻租空间，诱导开发商及政府行为扭曲，人为加大土地市场的投机性，开发区“开而不发”、工业园“圈而不建”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城市化作为21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的阶段到来，也到了城市化进程战略思路的转变时期。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的进程，笔者提出三点新思路：
1.摆脱城市发展仅仅为工业提供载体的思路
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问题的逐步解决，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本身去确定发展的目标，赋予我国城市化以新的内涵，构建一个全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把握各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的状态，调整城市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着良性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2.从强调做大城市转变到力求做强城市
准确理解衡量城市发展的各种指标，从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局去进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样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只从城市人口这个指标去衡量。要关注各项约束条件的情况，防止虚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设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不仅是调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合型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保障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现城镇化率的明显提高到城镇化质量显着优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3.从城市独立发展的路径转变为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
城市是区域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克服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
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组团发展的优势作用。城市群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群实行职能分工定位，达到充分发挥紧邻城市优势互补的功能，实现结对成群，融合发展，带动城市群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