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小工业有哪些

① 新中国小矿发展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小矿的发展历程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和矿业体制改革同步。研究小矿的历史背景、成长过程对今后小矿的健康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5个发展阶段：

1.2.1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8年）

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暂行条例》，从条例的颁布到1952年已收到巨大成效，全国近10个有影响的煤、铁矿山及其联合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大部分中、小型的民（私）营矿山也步入了正常生产轨道。国内矿业的生产水平达到或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如粗钢和生铁的产量达135万吨和193万吨，煤炭产量为6353万吨。但是，民（私）营矿山企业发展到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我国非国营经济成分的民（私）营矿山企业就此消失。1966～1978年，矿业总体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无论矿山数量和产品品种均由国有矿业所控制甚至垄断。这个阶段，小型矿山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是以社队企业或五小工业的面貌出现的。这个时期是小矿发展的初级阶段。

1.2.2 第二阶段——有水快流阶段（1979～1985年）

改革开放以来，给小矿带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经济建设对矿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矛盾尖锐，而我国当时农村大量文化素质不高的富余劳动力又急需就业。在国有矿山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大背景下，小矿（当时称乡镇企业）依靠农村原始积累，以土法上马和粗放经营为特点而迅速崛起。它的发展，大大缓解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物原料的需求，同时解决了上千万个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业问题。小矿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不足2.0%提高到1985年的大于30.0%。打破了国营矿山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态势。这个时期充分体现了政策放开后，农村急欲脱贫致富、大搞群众办矿的特点。但是伴随着乡镇、个体矿迅猛膨胀的同时，也暴露出发展的盲目、无序、分散、粗放等先天不足和政府管理滞后产生的各种弊端。

1.2.3 第三阶段——依法办矿阶段（1986～1995年）

随着《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3个暂行管理办法以及各省（区、市）乡镇矿业管理办法（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乡镇矿山企业明确规定了“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从而使小矿山企业从无序发展状态逐步纳入法制轨道。此阶段，小型矿山企业因受市场需求的拉动，基本上与国有矿山企业并驾齐驱。据原地矿部矿管局统计，1986年全国小矿已达12.00万个，生产矿石5.50亿吨（砖瓦粘土矿石除外），占全国矿石产量的32.0%。以后的10年由于政府宏观调控不力，片面强调放开、搞活，忽视管好，致使小矿出现了过度发展、恶性膨胀，到1995年年底，全国小矿（含个体采矿）总数已达27.43万个，开发矿种154个，年产矿石量37.72亿吨，矿业现价产值750.49亿元，从业人员863.25万人。矿石产量已占全国矿石总产量51.20亿吨的73.7%（其中包括砖瓦粘土9.17亿吨，建筑用砂5.73亿吨），如果不包括砂石、砖瓦粘土等产量，也占到43.9%。增产最快的除非金属建材矿产外，就是小煤矿，从“六五”到“八五”期间（即1980～1996年），17年来全国煤炭增产7.50亿吨，其中小煤矿就增产了5.00亿吨。特别指出的是1993年小煤矿产量为4.89亿吨，第一次超过国有重点煤矿产量，而且以后这个势头继续挺坚。

1.2.4 第四阶段——整顿治理阶段（1996～2004年）

这个阶段针对小矿发展过多、过滥、无序、分散、粗放的局面，通过集中整顿已逐步好转。此阶段初期，小矿已经成为我国矿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96年，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上海市）小矿在该省（区、市）矿山数量的比重均超过95.0%，不同矿种产量的比重约为30.0%～80.0%。然而在小矿蓬勃发展过程中各种负面影响和缺陷也凸现出来，诸如：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资源消耗过快，后劲不足，采选技术落后，资源回收利用水平过低，伤亡事故频繁，破坏生态环境等。因此，随着1995年《国务院关于整顿矿业秩序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通知》（国发[1995]33号）的发布，1996年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围绕小矿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治理整顿。通过几年努力，国家总体矿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了优化，各地依据规划、产业政策和企业准入条件，严格限制规模小、资源利用率低、不具备起码安全生产条件以及严重破坏环境的小矿发展。从1996～2004年包括对小煤矿的关井压产整顿工作，使小矿总数由1996年的21.42万个减至2004年的11.62万个。

1.2.5 第五阶段——整顿规范阶段（2005年至今）

这个阶段初期，小型矿山企业所占比例已下降，大中型矿山企业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矿山开采规模结构逐步趋于合理。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对矿产资源需求剧增，刺激了各类投资发展小矿，无证、非法采矿现象反弹，管理部门重出让矿业权轻监管，采矿秩序再次混乱。200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国发[2005]28号），经过整顿和整合，2007年全国矿山企业124930个，其中小型矿山及小矿为115160个，大、中、小矿山企业比例由2005年的2.59∶3.42∶93.99调整到3.21∶4.61∶92.18（表1.4）。

表1.4 1999～2007年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矿山企业数变化情况

续表

煤炭资源开发是这次整顿的重点，通过资源整合、逐步实现资源开发的规模化、集约化。2005年全国煤炭矿山企业总数23570个，其中大型矿山企业314个，中型矿山企业491个，小型和小矿22765个。大、中、小矿山企业所占比例为1.33∶2.08∶96.59。小煤矿与上年相比减少2905个。至2007年底，全国煤炭矿山企业总数23324个，其中大型矿山企业369个，中型矿山企业696个，小型和小矿山企业22259个，大、中、小矿山企业所占比例为1.58∶2.98∶95.44。从产量统计看：2007年全国原煤产量20.43亿吨，大型、中型、小型和小矿的煤矿产量分别为：10.33亿吨、3.32亿吨、6.78亿吨，其矿产量比例为50.54∶16.26∶33.20。与2005年相比，矿山总数压缩而产量相对提高了。从构成上看，大中型煤矿占行业主体地位，小煤矿山数量及产量所占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产量由约占一半降到占总产量的1/3。

② 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和发展地方“五小工业”指的是什么

1、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2、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

③ 怎样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平均海拔高度相对较高的多山的国家，不仅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5%，而且陆地平均海拔高度（约1525米）比全球陆地平均海拔高度（约800米）几乎高出1倍，其中海拔高度超过1000米的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高达58%。山地面积大、海拔高，对农业生产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例如，日本、西欧各国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超过80%，美国高达77%，印度达75%，原苏联也达到68%，而中国不足60%；中国农业总体经营水平较高，但耕地中的高产田却只占1/3，中低产田中有的单产仅100-200公斤，同该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全国水资源的81%集中分布在占全国耕地面积36%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由于供水不足，北方的许多地区不得不缩小灌溉面积和减少有效灌溉次数，造成减产。南方红黄壤地区年降水量较高，约1500�1700毫米，但降水分布不匀，尤其是正值作物需水最多时的7�8月，降水量只占全年的30%，此时的蒸腾量显着高于降水量，这种季节性干旱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也非常严重。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灾害国家。目前，因地震、台风、风暴潮、旱、涝、虫等多种灾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左右。 如果把这些灾害分为人类无法抗拒的灾害和人类自身行为引起并有能力消除的灾害两大类，则前者的影响更大。然而，灾害损失同受灾区域的财富存量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在灾害危害程度相同的状态下，受灾区域财富存量越大，经济损失越大。 这种正相关性表明，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稳定性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一、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改革前的农村生态环境

中国农村的环境问题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如滥伐森林、滥垦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现象，早在数千年前就出现了。考证这类变化的文献汗牛充栋，自不待言。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农业生产中片面推行“以粮为纲”的方针，迫使各地不顾自然生态条件的差异，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而滥伐森林、开垦草原和围湖造田等，自然生态系统因资源利用方式超出其可承载能力而趋于恶化，由此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据不完全统计，在改革前的30年里，中国至少有25%的森林被砍伐了。例如，贵州省在40年代时森林覆盖率大于30%，到了50年代却陡降至不足10%。 云南省1950年的森林覆盖率为50%，至1980年已下降到24.9%。1950年以前该省平均每9年1次大灾，而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间竟发生了11次大灾，遭受大灾危害的频率提高了2倍。四川省的情形也是如此。在50年代至70年代，四川省森林覆盖率由20%左右骤减到12.5%，减少了30%多。森林减少导致灾害加剧。该省50年代平均2-3年发生一次春旱，到70年代增加到十年九旱。拥有大面积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和海南岛也遭到劫难。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69.4%下降到1980年的26.0%，同期，海南岛森林覆盖率由35%下降到7.2%。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地区共有200多万亩热带雨林被毁，许多珍贵稀有的野生动植物遭到灭顶之灾，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损失。

为增加粮食总产量而进行的围湖造田，使全国湖面减少了2000万亩。 湖北省是世界上着名的淡水湖泊密集分布区，解放初期有1066个湖泊，中水位时，水域面积1255万亩。由于“围湖造田”，湖泊数量和水域面积大幅度减少，到1977年末，只剩下326个湖泊，水域面积350万亩。 湖南省的洞庭湖，1949年有湖面4350平方公里，因陆续围垦，至1977年仅剩2740平方公里，湖面缩小37%，调洪容积减少115亿立方米。 围湖造田甚至波及到干旱、半干旱地区。据统计，在50年代初期，内蒙古自治区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总面积为789万亩，到70年代后期，湖泊总面积只剩下594万亩，减少了25%。

牧区共开垦草原4.5亿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13.35%，引起沙化、退化和盐碱化的面积约10亿亩，占该时期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碱化总面积（15-20亿亩）的1/2-2/3，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29.7%。草原自然生产力下降30-40%。 黑龙江省是我国草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在1960-1980年期间，毁草开荒64.65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 9.5%，其中松嫩平原西部毁草开荒面积高达37.73万公顷。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内蒙古共开垦草原362.8万公顷，相当于牧区草原的1/10。河北省坝上地区的张北、沽源、康保和尚义4个牧业县，原有草地80万公顷，由于滥垦，只剩下13万公顷，减少了近84%。新疆开垦草原340多万公顷，其中，伊犁州许多牧业县被开垦的春秋牧场占牧场总面积的40-60%。中国草原大多分布在年降雨量400毫米以下的干旱地区，如果没有灌溉，草原开垦后，不仅农作物长不好，而且会引起大面积的沙化。例如，内蒙古伊克昭盟累计开垦70万公顷草原，沙化面积由150万公顷扩大到450万公顷，土地沙化又使产草量下降了30-50%。

在1957-1977年期间，我国以森林、草原、湖泊、滩涂为代价开垦农地2100万公顷。新开垦农地的质量很差，单位土地的农产品产量最高也只能达到单位土地平均农产品产量的1/3，对粮食总供给增长的贡献率十分有限，未能真正扭转粮食总供给不足的局面，却造成森林生态群落逆向演替，水土流失加剧和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区域扩展，以及生物资源的生境逐渐缩小、种群数量减少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一些耕作方法也引起土壤退化。如不适当的灌溉使河北平原的盐碱化程度增加，使湖南、江苏、广东等地区的耕地趋于沼泽化；过度提高复种指数，减少绿肥及固氮作物种植面积等，也加剧了土壤退化。

同期，沙漠也在不断扩大，从1.1亿公顷增加到1.3亿公顷。据50年代与70年代航片对比的分析，我国沙漠化土地每年以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其中，农牧交错地带是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沙化面积占沙漠化总面积的73%。因沙漠化丧失的土地资源390万公顷。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调查结论是∶85%的沙化是滥垦、滥牧和滥伐造成的，12%是因水利资源利用不当和工矿建设中破坏了植被造成的，属于沙丘移动仅占3%。

水土流失面积由50年代初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3万平方公里，增加了近1/3。全国每年从陆地经河流输入近海的土壤达17.8亿吨，占全球陆地入海土壤总量的10%，加上滞留在河、湖、水库的泥沙，总侵蚀量达50多亿吨。 黄土高原和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该地区总面积的80%和20%，水土流失造成的淤积使全国水库总容量（4000多亿立方米）减少了将近1/4。侵蚀模数最高竟达27000吨/平方公里·年，低的也有1000吨/平方公里·年。

各种负面影响最终造成农业自然灾害加剧。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8年，全国平均受灾面积不到3亿亩，而从1972年到70年代末，全国每年平均受灾面积达5亿亩，增长了67%。

（二）改革以来的农村环境变化

改革以来，中国在控制森林采伐量、植树种草、退耕还林还草、建立自然保护区，抢救和保护濒危物种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最大变化，是森林这一陆地上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始趋于好转，扭转了自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局面。有关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的计量研究结果显示（参见表1和表2）：1993年同1985年相比，由于森林生态系统出现明显好转，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下降了7.5个百分点，其中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下降了6.2个百分点，非典型生态区的这一指标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耕地生态系统尚未出现好转的迹象，但它的经济损失基本上没有上升，草地和水域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仍在继续增大，令人担忧。

近些年来，全国共开展了49个草地牧业综合示范工程建设，截至1994年，全国累计完成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地面积2亿亩，综合治理盐碱地733.3万亩，草场围栏封育1.2亿亩，其中1994年完成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场面积3000多万亩，在北方11个省区，综合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6800万亩。从1994年推广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有偿使用草场的经验至今，已有25个省区，约7200公顷草地范围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地分户有偿承包责任制，对于实行以草定畜，恢复和改良草场，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刹住乱垦和破坏草原行为，以及采用人工种草、飞播种草、改良天然草场、围栏封育、建设草库仑等措施，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努力，新建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7.5亿亩，使我国人工草地、改良草地达到9亿亩，占草地总面积的比重提高到15%，有效地遏制了草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能源建设采取了“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积极开发沼气、风能、太阳能、地热等资源，普及农村改灶节柴技术，努力解决农牧区和山区农民烧柴问题。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7亿个农户使用省柴节煤炉灶，580个万农户使用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的利用也形成了规模。一口新式灶一年可节省薪材0.5吨，每年减少薪材消耗8500万吨，并保护了植被，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此外，经过积极参加“国际饮水供给与卫生十年”等活动，受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87.04%，自来水普及率达到43.68%，其中普及率超过80%以上的县(区)达422个，上海郊区550万农户全部吃上了自来水。

生态农业是从西方发达国家传进来的概念。但是，由于农业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生态农业明显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它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土地生产率最大化的统一，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规模已从户、村、乡发展到县域水平。一批成绩极其显着的生态农业典型，如北京大兴县留民营，安徽省颖上县小张庄、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萧山市的山一村、辽宁省大洼县的西安生态养殖场，均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500佳”的荣誉称号。目前，包括50个国家级省级生态农业县在内，全国县级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已达150多个，覆盖面积600万公顷，实现了由小规模试点向县域规模产业化发展的转变。到2000年，我国将会出现200个生态农业县，覆盖1.5�2亿亩耕地。

1985年以来，乡镇工业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和占我国污染总量的份额增长得都非常快。为了遏制这种趋势，政府在研制和推广可供乡镇工业企业采用的清洁生产技术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许多调查表明，清洁生产技术已应用到食品工业、印染工业、电镀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和土法炼磺、炼焦等乡镇企业的主要污染行业上，但应用面非常小。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使用清洁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二是乡镇企业尚不了解和掌握这些清洁生产技术。

近几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工作进展较快，也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同已经确立的目标相比， 所做的工作还是微不足道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为了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规划。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国家级《二十一世纪议程》（以下简称《议程》）的国家。《议程》是制订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认真履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的原则立场和实际行动。《议程》中有许多同农村环境治理相关的内容，包括法律、政策、教育、能源、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团体和公众参与等。

在法律法规方面，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纳入环境和资源保护、经济发展、人口、产业、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中，并通过财税制度的实施体系和保障支持机制，使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在经济政策方面，培育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政府对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重点推广风险少、见效快、效益高、持续性强的生产工艺和产品，严格限制和鼓励替代能耗高、物耗大、污染重的生产工艺和产品，降低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以支持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并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环境负面影响大的企业淘汰出局。实行“以工代赈”政策，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在农村，强化农业资源与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从发展节水农业，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促进土地垦复，防止土地退化等环节入手，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开发和推广节约资源、提高产量和品质、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培育诱致高产、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研究动植物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在能源生产方面，优先开发水能、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通过电网建设、热电联产、锅炉节能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借助于法律、政策和技术创新与推广，减轻能源开采、加工和利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依靠法治建设、科学管理和科技进步，提高淡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和草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配置水平和保护水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建立适宜荒漠化地区的产业体系，扩大造林种草面积，加强水土流失的预防、监督和管理工作，使农牧交错带和湿润、半湿润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基本得到控制，使水土流失加剧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

在污染防治方面，逐步从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从末端治理转变到全过程治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主要依靠中国政府和有关单位及个人的投入，同时，广泛争取国际社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提供的支持。

在防灾减灾的软体建设上，健全灾害防治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协调、监督机制，减少人为诱发的自然灾害危害；在硬体建设上，建立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灾害综合防御体系，提高社会防灾抗灾总体能力，减轻自然灾害损失。

为了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我国政府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中国政府履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总目标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减轻或扭转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严峻局面。主要内容是建立类型齐全、布局合理、面积适宜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农作物野生亲缘种就地保护网络、珍稀濒危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网络。后3个网络在2000年建成，自然保护区网络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1995�2000)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000个(其中国家级120�130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份额为9％左右；第二阶段(2001�2010)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200个(其中国家级140�145个)，其占国土面积的份额为10％；第三阶段(2011�2050)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500个(其中国家级180�200个)，其占国土面积的份额将进一步提高到13％。主要措施是就地保护，并把迁地保护作为补充手段。该计划中的每项任务都分解为目标、行动和优先项目3 个层次，具体的措施包括立法和政策、组织措施、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宣传教育、资金扶持和国际合作等。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限定农村发展的“五小工业”，都是污染型产业，使乡镇企业具有先天不足。实行改革政策之初，农户有了经营非农产业的权利，但价格扭曲尚未消除，由此形成的谁拥有资源加工权，谁便获得政策性利润的局面，造成乡镇企业一哄而起、遍地开花。这种后天失调，又使乡镇企业具有数量多、平均规模小，零星分布在地域广袤的农村中的特征。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又有滞后的问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专门制订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1以县为单位，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把乡镇企业的排污量纳入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目标。到2000年，所有乡镇企业必须稳定地达标排放污染物。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的乡镇企业，应逐年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要严禁引进和新建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取缔或关闭15类小企业。

3禁止乡镇企业新建国家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必须取缔或关闭的生产项目。在国家规定的三河(淮河、海河、辽河)和三湖(太湖、巢湖、滇池)等水污染重点控制地区，禁止乡镇企业新建化学制浆造纸和小型制革、印染、酿造、电镀和重污染化工项目；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项目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必须符合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污染物排放不得突破当地排污总量控制指标。

4中央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公布乡镇企业污染控制的重点行业和地区。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重点行业的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和重点地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乡镇企业，必须依法责令限期治理；经济或技术上不具备治理条件的要关停或转产。

5发展乡镇工业小区，提高乡镇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度。村、镇居民区内不得建设严重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已建成的，必须采取关、停、禁、改、转措施。

6乡镇企业建设项目必须要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必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合格后方能开始建设，否则，各相关的管理部门不办理有关的手续，不提供任何的支持；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准投产，有关部门不得准予投产使用。

7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建立乡镇企业排污申报登记和环境统计制度，加强对乡镇企业重点污染源的环境监测和监理，做好乡镇企业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工作。

8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应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为乡镇企业提高污染防治能力创造条件，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技术服务机构要帮助乡镇企业解决污染防治中的技术难题。

9乡镇企业要从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制定环境保护计划、建立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推行清洁生产和建设环境保护设施等入手，把环境保护贯彻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除“15小”外，造纸、制革、印染、电镀、化工、农药、酿造、金属冶炼等8个行业被列为限制支持的行业。限制支持的具体政策是：对新建污染物排放不能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项目，不予贷款。(2)项目本身合乎国家规定，但不合乎区域污染防治规划要求，污染物排放突破当地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不予贷款。

同时，为了扶持乡镇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还划定了优先支持类∶(1)企业为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和防治污染、治理“三废”的综合利用项目；(2)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中的推广适用科学技术的项目，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退化生态区域、开展生态建设的项目；(3)企业治理现有污染源，改变目前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工艺、产品及企业的转产。

④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史及阶段

建国以来，我国企业发展战略可分为明显的二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在

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的背景下，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实际上实行

的是大企业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在“轻纺工业六优先”的政策指导下，我国

工业化开始走向正轨，相应的实行的是中小企业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又面临着未来大中小型

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关键时刻，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关系到今后我国经济长

期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大局。

虽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化实行的大企业发展战略，但这并不排除历史上

的曾经有过的二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历。加上改革开放后，以“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的大发展，我国一共经历了三次中小企业大发展时期。这其

中虽然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和作法，但更多的是深刻的教训，特别是前二次，十分值

得我们认真地总结。

1
．第一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
大跃进”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

是在激进的“赶超’战略（超“英”赶“美”
）的指导下，为进一步加速我国以重工

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在大企业发展战略仍然不能满足“赶超”要求的情况下，不

顾一切地让不适合重工业发展的中小企业也参与到重工业化进程中来而发生的，它

给我国刚刚走上建设之路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中

小企业发展的事例，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首先，重工业一般都是规模效益明显的产业，不易采取中小企业的形式，而“大

跃进”时期先后出现的所谓土“五小”
、洋“五小”
(
指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

水泥和小化肥等）大都严重违反了基本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规律。其次，中小企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稳定经济、活跃市场、保障就业、促进技术进步

等，而当时人们完全忽视或根本就没有这种认识和概念，中小企业成了实现某种政

治目的的工具。第三，这次失败给中小企业造成了所谓“分散化”的坏名声，破坏

了中小企业应有的声誉，使人们对中小企业产生了误解，影响了其正常的发展。

2
．第二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
文革”期间，在农业机械化和为国防服务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再次兴起了大力

发展重工业型的地方“五小”工业的浪潮。并在各地经济“自成体系”的要求下，

各地方各自为战，重复建设，逐步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结构雷同的“大而全、小而

全”的封闭式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造成的影响虽然没有上次大，

但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除了具有与第一次中小企业大发展时期相同的经验教训之外，还带有如下几个

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①是在要求各地建立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中，各地中小企业

不仅具有重化工工业的特点，而且还具有重复建设、结构雷同、
“小而全”等特征，

从而引起了地区间的资源争夺战，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②没有解决当时日益严

重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上的失误，当时城市就业形势已非常严峻。

然而，重工业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其资本有机构成高，吸收的就业量有限，

因此没有起到其应有的解决就业的作用。从而导致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奇特的解决就

业问题的方式
--"
上山下乡”
。③中小企业成为复制古董，重复旧技术的典型，完全有

背于中小企业应在技术创新上起中坚作用的要求。

3
．第三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开始由“重”向“轻”的战略转变，走上了正确的道

路。在“轻工业六优先”的政策引导下，在农业实行承包制和允许农民经商办企业

过程中，压抑已久的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迅速以兴办“乡镇企业”的形式迸发出来，

城市则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迎来了我国中小企业的第三次大发展。

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与上二次截然不同，它带着全新的面貌，以符合经济发

展阶段要求的农副产品加工和第三产业为主的正确的产业选择，给长期处于徘徊中

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活力，人民生活开始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就业问题得到极大的缓

解，农民进城办工商企业的愿望也得到大的满足。之后，中小企业一直在我国国民

经济中发挥着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总结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应该说是经验多

于教训。

从经验看：①一改前二次中小企业大发展以重工业产业为主的违反经济规律的

作法，使中小企业走向了以轻工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

的正确的发展道路。由于产业选择正确，这次中小企业的兴起保持了长久发展的势

头，道路也是越走越宽，彻底避免了前二次的大起大落现象。

②极大地缓解了城镇就业的压力，避免了“上山下乡”的作法；同时还为农村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了一个好的出路，促进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③作为中小企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外围优先”改革战

略的重大成果，给我国今后经济体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战略的重大成果，给我

国今后经济体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这次中小企业发展的教训主要有：①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各地中小企业

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大战，

另一方面还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

的影响。

②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下，有些不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源型产业领域，

如煤炭和石油的开采、炼焦、炼油等领域出现了过多的中小企业（煤炭和石油开采

业中有些零星矿点让中小企业去开采是可以的，但这些小的资源开采企业实际上在

开采的后期都严重地违反了开采范围的限制，对只有大企业才能有效开采的富矿、

大矿进行违法开采）
，它们的过度发展既破坏了环境，又浪费了国家本已十分稀缺的

宝贵资源，给今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以上就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简单历程。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又面临新的抉

择。一方面，由于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重化工化的任务又重新摆在了我们

的面前，大企业及企业集团已显示出明显的发展优势；另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

革的深入，下岗分流力度加大，就业压力不断增加，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独特

的功能和作用也充分地得到了凸现。

因此，如何选择下一步企业发展的战略就显得尤其事关重大。

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两者在国民经济中有许多密切的关

系，又都有彼此无法代替的功能和作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企业

体系可以被看作是一颗树：大企业是树的主干，中小企业是树的枝叶。

目前我国整个企业体系的现状是：主干不强、枝叶也不茂盛，二者都需要大力

发展。只发展主干（所谓关键的“少数”
）
，让枝叶枯萎不行；只发展枝叶，没有主

干的强有力的支持的也不行。问题就在于如何兼顾，让他们都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

优势，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企业体系这颗“树”繁荣昌盛。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抓大放小”
。目前，
“抓大”已有了明确的政策和

措施，而且经过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放小”如何做，还有待我们认真的

思考。通过以上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在借鉴国外中小企业发

展好的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我们将提出如下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

展的对策建议。

⑤ 当年中国和苏联闹翻了，然后发生珍宝岛战，苏联为啥没有大打出手，当时中国还没有原子弹，想打中国

当时苏联真的入侵中国中国确实很难抵挡，当时中国的五小工业计划就是假象苏联入侵中国后以县城为单位的工业设计保证在城市被占领情况下地方的工业能力保证生活和抵抗。
不过当时由于苏联的国际与美国为首两大霸主以及欧洲战略方面的压力，苏联始终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区，所以珍宝岛事件没有深化下去，而且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此次事件中大无畏的顽强拼搏精神使得苏联方面没有占到便宜，苏联方面推理即使发动战争也得不偿失所以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不过珍宝岛战役的同时新疆方面也发生一起小规模的斗争，当时我们吃了亏，当时的军区司令员因此卸甲了。总之中国的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我们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

⑥ 我国工业化的现状

工业化程度可以改善gdp分配，但工业化并不就是发达的同义词。工业技术革命其实是无奈而被动的，个人价值被挤兑的一无是处。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会不自觉的向某些先驱国家学习并走类似于他们的道路，实际上，个人对此事的看法比较悲观。我国如果整体全面进入工业化进程，是一种极为冒险的群体社会行为，我国特殊的生产效率体制会让一切都变得非常快速。工业化进程越快，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的冲击越大，这是不好的方面。工业化进程提升gdp分配，但是任何以牺牲为代价的社会革命本身具有的残暴性，是需要足够重视的。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工业化似乎是必经之路。因此，如何稳固工业化在转型后的社会中所占比例，是很关键的事情。不可控因素很多。经验主义在这种社会集群活动中起到的误导作用，让一切都充满了变数。听天由命是极不负责任但又是人们大多数时候的选择。

⑦ 济源的城市精神是什么

愚公移山，一则寓言，一种精神，传承千年。愚公故里，灵秀济源，精神发轫，薪火相传。

发端于济源的愚公移山精神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济源的城市精神。精神的作用是巨大的，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愚公移山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是开启新时代济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不竭源泉。

愚公移山，一则寓言，一种精神，传承千年，历久弥坚。“济源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原发地，愚公移山精神更是济源的城市精神。”济源人谈起这个话题充满自豪和骄傲。

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河防堡垒”杜八联，到留庄“英雄民兵营”；从修建引沁济蟒渠，到水洪池村十年修一路；从创办闻名全国的“五小工业”，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到在市场洗礼中做大做强；

从实现由县到县级市再到省辖市的体制跨越，到全面深化改革在全国、全省的试点先行，深刻体现了筚路蓝缕、毕力平险的愚公移山精神，体现着济源人民披荆斩棘、挖山不止的韧劲和品格。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一系列国家级荣誉称号；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获批，迎来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在愚公移山精神的激励下，济源逐渐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经济更加强盛，环境更加优美，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福。

以上内容参考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济源：愚公移山精神 济源城市之魂

⑧ 遵化市是县级市还是地级市

县级市，92年撤县建市。
遵化于五代后唐始设县治，“遵化”之说来自“遵循孔孟之道，教化黎民百姓”。清康熙年间因建清东陵升县为州，称古右北平，1913年改州为县。抗日战争时期，县境一度被分属于丰遵玉、迁遵兴、蓟遵兴等联合县，抗战胜利后恢复县制。新中国成立后，遵化人民谱写了改造山河的壮丽诗篇，五十年代西铺的“穷棒子社”，被毛主席称为“整个国家的形象”；六十年代沙石峪人“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被周总理誉为“当代愚公”和“中国北方农业的一面红旗”；七十年代，“五小工业”闻名全国。1992年遵化撤县建市，是唐山市第一个县级市。从2002年开始，连续五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行列，并且位次不断前移，2006年位居第48位。在第三届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评比中名列第64位。2005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第一批扩权的22个县（市）之一。2006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252亿元，人均达到36063元，财政收入20.02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768万美元，出口创汇8751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1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515元。

⑨ 我可以当吧主吗

（联合论坛·北京）一、当前的就业形势和需要解决的特殊困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如果说中国的商品或产品市场的发展已经较快地适应新的市场化的发展模式，那么，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在整体上，仍然处于艰难的如何适应新的发展轨道的转型时期。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机制也是处于变革的困难然而却是关键的时期。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程度上中国的就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基本上摆脱了过去的城乡就业完全分割、城市就业统包统配、乡村就业自然经济状态的局面，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时期所共同具有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劳动力要素的使用效率日益提高、各个类型的劳动力收入水平在各个层次上逐步趋于全国统一的新局面。另一方面，中国的就业受制于各种因素而尚未能够顺利转轨，出现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不常见的高水平失业和就业不足并存的现象。
这些制约就业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步扩展的因素，包括观念因素，如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政府过多干预观念、官本位和正规编制观念、就业身份贵贱分层而非相互尊重的观念、依赖国家和社会分派工作的观念等等（反观那些没有或者很少有这些观念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解决就相对容易得多）；还有体制因素，如计划经济色彩的工商行政审批制、只顾安全不顾效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项目的层层申报制和名不副实的项目招投标制、政府行政执法部门以权力创收和靠权力收入维持的体制、由于受到过度的政府控制使得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体制难以正常发育和起作用、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高等轻基础的教育体制、国际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中的低效率行政管理体制等等；还有外部不利因素，如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的总需求上所主要依靠的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和好出口形势的缺乏、世界恐怖主义的兴起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地控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以及控制国际移民的政策、中国加入WTO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15年过渡期及其造成的中国在世界贸易反倾销过程中的不利地位等等；还需要指出的，是源于新型工业化的另一类不利因素。其中例如，强调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就不能像搞旧的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而环保影响不好的“五小工业”；面对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竞争，就不能在工业化过程中像原来的工业化那样大规模地利用具有传统和简单技能的劳动力；为了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经济效益，就不能像原来那样大规模发展经济效益不太高而耗费资源量大的小型企业。
当然，正如我们说到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那样，在观念、体制、国际和新型工业化方面，并不完全是不利因素。例如中国人传统的家庭创业观念、外出经商和闯事业观念、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观念、以及认同中华民族复兴的观念等等，还有新兴的政府实行行政透明化、公正执法和公开司法、收支两条线和一站式政府服务等等体制，还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制造业的加快发展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大量增长，以及新型工业化中的社会注重人性化发展和企业注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因素，都是有利于促进中国就业转型的积极因素。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方面中的不利因素或消极因素在目前仍然太强，不仅限制了有利因素充分发挥其积极促进作用，来造就一种新的就业体制和机制，而且造成中国整体上的就业局面仍然维持在未转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