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水平的工具變數有哪些

❶ 工具變數法是怎麼樣的

工具變數法是指某一個變數與模型中隨機解釋變數高度相關，但卻不與隨機誤差項相關，那麼就可以用此變數與模型中相應回歸系數得到一個一致估計量。

工具變數法的關鍵是選擇一個有效的工具變數，由於工具變數選擇中的困難，工具變數法本身存在兩方面不足。

作為工具變數，必須滿足下述四個條件：

（1）與所替的隨機解釋變數高度相關。

（2）與隨機誤差項不相關。

（3）與模型中其他解釋變數不相關。

（4）同一模型中需要引入多個工具變數時，這些工具變數之間不相關。

當內生性問題出現時，常見的線性回歸模型會出現不一致的估計量。

❷ 工業設計的范圍有哪些

工業設計（Instrial Design），簡稱ID。指以工學、美學、經濟學為基礎對工業產品進行設計。
1979年國際工業設計協會理事會（ICSID）給工業設計作了如下定義：就批量生產的工業產品而言，憑借訓練、技術知識、經驗、視覺及心理感受，而賦予產品材料、結構、構造、形態、色彩、表面加工、裝飾以新的品質和規格。
那麼工業設計就是產品外觀設計、外殼設計嗎？工業設計僅僅就是讓產品看起來很好看嗎？當然不是的，工業設計起源於工業革命，是在社會生產大分工的產物，從手工業到流水線的轉變，就需要有生產標准，比如，一家做絞肉機的食品加工設備生產企業，最大的需求是標准化——企業車間里沒有一張生產圖紙，產品的生產標准要靠老師傅傳遞給新徒弟，標准和誤差范圍不在圖紙上，而掌握在工人手裡，導致產品「遠看輪廓都一樣，近看卻沒有細節」。雖然這樣的企業在今天還很普遍，但這種生產方式卻是工業革命以前的小作坊的做法，我國有工業，但是沒有徹底完成工業化，除了產品本身，還需要工業設計對其進行生產方式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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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什麼是工具變數，選擇作為工具變數的變數

解釋變數內生性檢驗 首先檢驗解釋變數內生性（解釋變數內生性的Hausman 檢驗：使用工具變數法的前提是存在內生解釋變數。

❹ 廣義矩估計怎麼做，工具變數怎麼設置

這種方法聯合估計分歧水平回歸，回歸方程（1）作為工具使用落後的水平差異和儀器水平回歸的滯後差異的回歸。

❺ stata怎麼區分前進變數,工具變數,外生變數

（1）組內估計量（WITHIN ESTIMATOR）（FE或FD: First Difference）
（2）組間估計量（BETWEEN ESTIMATOR）
（3）混合OLS估計量（POOLED OLS ESTIMATOR）
（4）隨機效應估計量（RE，GLS或FGLS估計量）
這四個估計量因為假設和使用信息的不同而不同，各有優劣勢，相互之間也有密切關系。3和4分別是1和2的加權平均；4在特定的假設分別可以轉化成1和3；如果HAUSMAN檢驗表明4和1沒有區別的時候意味著1和2沒有區別。

❻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❼ 有哪些有趣的工具變數

舉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把，tabellini（2008）的文章中用語言作為檢驗制度和文化關系的工具變數。
他認為，要尋找一個既會隨著觀念的變化不斷進化，又不會與當前制度發生直接作用的機制只有一個——語言。支持他論點的邏輯如下——語言創新成本極大（大家一起換語言的成本很大），但是語言又並非一成不變，它會隨著文化的改變而緩慢地演進。
於是tabellini運用了若干語法規則計量文化的變化怎樣影響制度。具體而言，他運用了語言的兩條具體規則：
1、引用kashima（1998）的研究作為邏輯，即使用第一人稱代詞的文化更加重視個人和他的權利，於是tabellini定義了 no pronoun drop 作為變數。
2、在有些文化中，人們用稱謂首字母T-V的變化區別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關系，這實質上體現的更加重視等級差異的文化，於是tabellini使用了2nd person differentiation作為變數。
運用這樣的方法，tabellini得出了文化（在他的意義而言是信任與尊重）影響制度的結論。

❽ 計量經濟學:什麼是工具變數法,被選為工具變數的變數必須具備什麼條件

某一個變數與模型中隨機解釋變數高度相關，但卻不與隨機誤差項相關，那麼就可以用此變數與模型中相應回歸系數得到一個一致估計量，這個變數就稱為工具變數，這種估計方法就叫工具變數法。

在模型估計過程中被作為工具使用，以替代模型中與誤差項相關的隨機解釋變數的變數，稱為工具變數。

作為工具變數，必須滿足下述四個條件：

（1）與所替的隨機解釋變數高度相關；

（2）與隨機誤差項不相關；

（3）與模型中其他解釋變數不相關；

（4）同一模型中需要引入多個工具變數時，這些工具變數之間不相關。

(8)工業化水平的工具變數有哪些擴展閱讀：

缺點

工具變數法的關鍵是選擇一個有效的工具變數，由於工具變數選擇中的困難，工具變數法本身存在兩方面不足：

一是由於工具變數不是惟一的，因而工具變數估計量有一定的任意性；

二是由於誤差項實際上是不可觀測的，因而要尋找嚴格意義上與誤差項無關而與所替代的隨機解釋變數高度相關的變數事實上是困難的。

❾ 貨幣政策從制定執行到作後發生效用，可供選擇的工具變數，中介變數以及最終變數有哪些

對我國近期物價走勢的判斷
楊英傑
通貨膨脹對一國之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有百害而無一利，這已為經濟理論和各國歷史經驗所證明。所謂通貨膨脹（inflation），是指一般性的、連續不斷的物價上漲現象。一次性的或間歇的、偶爾的物價上漲皆不能稱之為通貨膨脹。在解釋通貨膨脹的理論中，有「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動」兩種說法。但最終來說，「成本推動」還是可以由「需求拉上」來解釋，因為「成本」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原因而是結果。所以說，通貨膨脹幾乎完全可以說是由需求拉上所致，表現為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貨幣主義的旗手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種貨幣現象。若想控制通貨膨脹，唯有控制貨幣供給；若想穩定物價水平，唯有穩定貨幣供給。

一、貨幣供應量增加的三個渠道

貨幣增加從而引起需求拉上進而引起貨幣供應增加的變數主要有三個：一是財政赤字；二是金融赤字；三是貿易順差。
當政府財政收入收不抵支時，就會出現財政赤字。理論上，財政赤字的彌補可以通過增稅、貨幣發行和發行國債來解決。但是，增稅會抑制民間消費和投資的增長，對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同時還要受到法律程序方面的限制；貨幣發行意味著向央行透支或借款，我國法律上不允許；而通過發行國債籌集資金彌補赤字則是一種比較好的辦法，也是當前國際上的通行做法。為財政赤字籌集資金是國債最基本的職能。資料顯示，自1999年以來，我國赤字率（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1.2%，一下躍上2%的台階，在2000年至2003年的連續4年，赤字率均逼近3%這一國際警戒線，2004年稍降至2.5%。
理論上說，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居民個人和國外投資者等都可以購買我國國債。過去，由於我國中央銀行不能直接承購國債，商業銀行很少購買，國外投資者基本上不允許購買，所以，長期以來我國國債市場形成了以個人為主的持有者結構，個人持有量大約佔60%以上。在1997年以前，由於某些原因，國有商業銀行被嚴禁持有國債，自1997年以後，商業銀行的國債持有量快速增加，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顯示，到2002年5月末，商業銀行所持國債已佔全部國債市場總量的50.2%。目前，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的投資人，是我國國債的主要持有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商業銀行可貸資金十分充裕甚至過剩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大量持有國債的方式與財政直接向央行透支的經濟效果並無重大區別。
金融赤字是指，銀行體系由於過度的信用擴張，使得其貸款額超過了其所吸收的存款。理論上，每家銀行都應保留其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作為准備金，以供客戶提取周轉之用，所以其貸出去的錢不能超過其所吸收的存款。但是，如果從中央銀行借款之後再貸放給其客戶，或是中央銀行為應付政府的龐大指出而發行太多鈔票，則都會產生金融赤字。從我國的情況來看，無論利率多麼低，甚至成為負利率，都沒有影響居民儲蓄的一路上揚，金融機構一直處於存差狀態。所以說，金融赤字在我國目前暫不存在。其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並不表現在加速作用上。
再說貿易順差。目前我國匯率制度實際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貿易順差的逐年增加也使外匯占款逐年遞增。1996年外匯占款占貨幣供應量（M2）的比重僅為3%，而到了2003年，這一比重飆升至15.8%，短短幾年間增加了5倍多，盡管2004年這一比重略降至10.9%，但2004年外匯猛增，人民銀行購買外匯2067億美元，投放基礎貨幣占當年基礎貨幣增加額的268%，成為貨幣供應量擴大的主要原因。
基礎貨幣投放結構分析表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份 儲備貨幣（年末） 外匯占款（年末） 當年末外匯占款占儲備貨幣比重（%） 當年外匯占款增加占儲備貨幣增加比重（%）
1993 13147 1432 10.89 —
1994 17218 4264 24.76 69.57
1995 20760 6511 31.36 63.44
1996 26889 9330 34.70 45.99
1997 30633 12649 41.29 88.65
1998 31225 13088 41.92 74.16
1999 33620 14061 41.82 40.63
2000 36491 14815 40.60 26.26
2001 39852 18850 47.30 120.05
2002 45138 22107 48.98 61.62
2003 52841 29842 56.48 100.42
2004 58856 45940 78.05 267.63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金融年鑒》（歷年）及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公布的資料計算。註：儲備貨幣就是基礎貨幣

二、「迷失的貨幣」與物價水平

根據傳統的貨幣數量方程MV = PY ，兩邊取雙對數有lnM + lnV = ln P + lnY 再求微分得dM + dV = dP + dY，如果V 是穩定的即dV = 0，那麼就有dM = dP + dY，也就是，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應該等於物價變動率和實際產出增長率之和。在經濟增長率一定的情況下，貨幣供給增加，而一般物價水平增加甚少或不變甚至下降，只有一個原因，即貨幣流通速度下降。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也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公眾對貨幣的需求增加。貨幣也是一種物品，同其他物品一樣，其價格也由供需雙方即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的相對力量決定。一般來說，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變化方向一致，關鍵在於相對變化率，如果二者變化率相同或相近，則物價水平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如果二者變化率相差較大，則物價水平會有較大的變動。如果貨幣供給大大超過貨幣需求，一般物價水平便會有上漲的趨勢，即出現通貨膨脹；如果貨幣供給大大落後於貨幣需求，一般物價水平便會有下降的趨勢，即出現通貨緊縮。一般來說，貨幣需求長期來說處於平穩狀態，短期來說變化可能較大甚至很劇烈。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分歧其實就出自於此。
貨幣需求增加，說明一是其增加成本不高，即利率不高，若利率較高，公眾會放棄持有貨幣而改持價格下降的證券；二是其他投資渠道不暢。我國股票市場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證券市場中品種不足，都對居民貨幣需求行為產生影響。除了儲蓄之外，恐怕投資不動產是一條主要的保值增值渠道，因此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原因不在於有多少投機因素，而僅僅是一種投資渠道。
自1990-2003年以來的14年間，除極個別年份外，我國M1、M2 的增長率遠遠高於實際經濟增長率，也高於經濟增長率與消費物價指數之和。特別是從1996年以來，經濟增長率與消費物價指數之和相對於貨幣供給量（M2）平均高出8.1%，也就是說有一部分數量相當巨大的貨幣供給既沒有對物價產生壓力也沒有推動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將這部分貨幣稱為「迷失」的貨幣（Missing Money）。
貨幣迷失的途徑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貨幣化。貨幣經濟領域的擴大將會吸收一部分貨幣。2、地下經濟。有學者根據各種資料得出估算結果，我國目前「地下經濟」大約有國民經濟10％左右的規模。3、地下金融。比如農村的民間借貸問題，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03 年全國農戶平均每戶借款余額為1806 元，按兩億農戶推算，全國民間金融規模大約為4000 億元，而這其中大約有64%來自於民間借貸。還有民營企業的民間借貸問題。4、房地產市場。近幾年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已引起貨幣當局的高度重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頻頻出招，試圖及早化解這一問題。由此我們不難作出巨額貨幣資金沉澱於房地產市場的判斷。5、股票市場。由於市場發育和投資者行為不成熟，我國股票市場將貨幣供給轉化為實際投資與消費的效率低下，甚至還成為巨大的「漏斗」，造成大量貨幣迷失於此而沒有進入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實體經濟領域。在我國，證券公司的資金除了一部分上繳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准備金以外，其餘主要存放於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記錄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同業往來」賬戶下。通過計算「同業往來」軋差後的余額，可以估算出1998～2002年迷失於股票市場「漏斗」的貨幣數量分別為：2036億元、2209.5億元、3478.48億元、5317.12億元和6660.4億元人民幣。6、銀行凈損失。有學者估計，我國近年來「迷失」的大量資金，有相當的部分被存放在國內金融機構的金庫中，被用來支撐那些可能永遠不能歸還的不良貸款和日見增加的金融機構的經營費用了。7、人民幣外溢和資本外逃。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逐步增強，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已經成為「硬通貨」，有相當一部分人民幣退出國內流通領域。我國資本外逃的規模雖然有諸多不同的估計，但只要是從我國流出去了就會對我國的貨幣供給產生影響，只不過這部分資金沒有經過國際收支平衡表。
根據我國經濟增長率和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應維持在14%-16%，貨幣供給（M2）增長率近幾年的數據分別是：2001年為19.5%，2002年為16.9%，2003年為19.6%，2004年為14.5%。2005年我國中央銀行確定的貨幣供給增長率是15%，應屬穩健政策。但問題在於迷失的貨幣不會永遠迷失，它總會有湧出地面的一天。一旦經濟形勢、公眾心理預期和市場供求發生變化，迷失的貨幣就會不可控制地沖擊實體經濟。雖然形成貨幣沖擊的具體來源不同，但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相似的，都會反映在物價水平的上漲上。因此，即使採用了力度較大的緊縮貨幣政策，迷失的貨幣噴薄而出，也會使銀根緊而不縮，造成短時期內相對多的貨幣追逐相對少的商品，進而形成突發性通貨膨脹，致使貨幣當局穩健的貨幣政策面臨嚴峻的挑戰。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我們的結論是，物價水平的上漲在近一兩年內很難避免。為做到亡羊補牢，必須從現在開始，要按照實體經濟增長的需要和物價水平的表現，嚴格控制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根據以上的分析，主要從兩個渠道入手，一是嚴控財政赤字，二是加緊改革利率、匯率形成機制。
我們認為，嚴控財政赤字，不能僅僅從數量上考慮，不能認為數量下來了，就說明效果達到了。關鍵的一點在於，要把彌補赤字的國債使用效率提高上去，此事為當務之急。國債的多寡是相對的，關鍵在於其使用效率，國債使用效率不高已是不爭的事實。
貨幣的價格，在國內表現為利率，在國外表現為匯率。同任何商品一樣，除非按人頭平均分配，政府要麼控制其數量，要麼控制其價格，二者不可兼得。貨幣當局要麼控制貨幣供給，而聽任利率和匯率依據市場之需要自行調整；要麼控制利率和匯率，而對貨幣供給的多國放任自流。我國目前的情勢處於第二種狀態。金融全球化乃大勢所趨，我國經濟亦愈來愈多地融入國際經濟之中，穩定對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成長至關重要，經濟穩定的主要基礎和表現是物價之穩定，若想穩定物價，就必須對貨幣供給能有很好的控制。若想對貨幣供給進行合理的控制，貨幣當局就必須要放棄對貨幣價格即利率與匯率的控制。利率和匯率的形成，必須由市場來決定。
與利率自由化進程的加速相比，匯率制度改革顧慮重重，步伐緩慢。無論從經濟學理論、國際經驗還是中國的國情來考慮，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都不合時宜，也難以維系，不僅貨幣政策靈活性喪失，更是授人以柄。現行匯率制度對中國造成的困擾，在此輪宏觀經濟過熱中暴露無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收支持續盈餘與資本流入，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內貨幣與信貸的過度擴張，從而引起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事實表明，央行的對沖操作難以消除外匯儲備資產迅猛增長而產生的貨幣供給。政府宏觀調控手段主要針對所謂的過熱行業，但整體經濟的流動性過多才是真正症結所在。

❿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